梁漱溟

今日讲题为《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在座诸同学或已知余在山东办理乡村建设研究院。既知余所从事者为乡村建设运动，余更希望诸同学能深知乡村建设运动之做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余心目中以为民众教育之所以能救中国，乃是从余自己说起。昨日曾与诸先生谈及，余于任何专门学问，专门功夫，皆未尝研究，皆未曾做过，特以中国问题重重迫我，使我不能不思量，不考虑，不发愁，而欲求其解决之方法。因之乃参考各方意见，留心他人见解，最后我得一结论。我之所以认为民众教育可以救中国者，实属从研究中国问题得来，非从研究民众教育得来。民众教育乃办法，中国有问题乃事实，从方法入手以求吻合问题，此实不可能;其顺序当从问题入手，归纳一方法，则此方法当不期而切合问题。余今日所欲申述者，即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归入于民众教育;关于此点，余当以极简短之意见贡献于诸同学。

……余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动力，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两者构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决中国问题。

……

余认为如果知识分子肯下乡与农民结合，去甘肃陕西等地留学，不去外国留学;在知识分子自身，可以纠正许多虚见，在农民方面得了知识分子之帮助，不啻添了耳目口舌，颇有生气当可免于死气沉沉，了无生趣。今日乡村农民之痛苦，城市人民恒未知其万一;而乡村人民虽有口舌，究之高吭呼号，声闻不远，非赖笔之为文以求众目共见不可。使知识分子亲历民间，深知农民之疾劳，写为文章，昭告世人，然后再进一步为农民谋改进之方法。如利用水塘，经营养鱼，开辟荒山，从事造林，此非已使民众具备头脑乎?民众既具有头脑，耳目口舌，又已齐备，则中国问题之解决，何难之有?余恒以为欲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应先知问题之灼点所在。余认为中国问题之灼点，即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知识分子之革命，须由乡村农民做起;良以农民为潜伏之最大力量，此种力量一经发动，则任何问题不期而可有办法。中国问题所应下的功夫，在文化之培养与建造，或者有一日不能免于内部爆发与推翻旧秩序之事实;但就目下言之，实无旧秩序可以推翻，惟有从正面培养文化，补充文化，建造文化。而建造新秩序之问题，乃培养的问题。如民主政治为社会的一种秩序，但民主政治之实现，厥为先使多数人具备民主政治之常识，了解民主政治之意义而后此种秩序方可造成。知识分子为文化所寄托，负有培养、补充、建造文化之责任，此实无可旁贷者也。民众教育系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互通声气之一办法。余以为知识分子领导农民，建设乡村厥为取道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在乡村建设上做工夫，则民众教育必落空;乡村建设不取径于民众教育，则一切无办法。今日吾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所办事业，如领导民众造林、养鱼、改良农业等，皆为新事业，而非民间所固有者，亦皆属民众教育之功课。再如民间固有之陋旧积习，如缠足、吃鸦片烟等，亦为吾人所亟宜设法改革者。余以为民众教育工作不外固定的与流动的两种：固定的如教育民众读书识字，在使民众获有一工具耳;流动的则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匪患正深之地而对民众讲休闲教育，必无益于实事也。总之，吾人今日所从事之工作，从目的说为乡村建设，从方法说系民众教育。此种工作全属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结果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无问题可言。

原载1934年10月11日《乡村建设》旬刊4卷7、 8期合刊

〔鉴赏〕　此为梁漱溟1934年5月31日，在江苏无锡所作的演讲。讲演的宗旨是，民众教育的完成之日，就是中国社会问题得以解救之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是，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构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决中国问题”。

他主张“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实质上是乡村遭受破坏的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爆发前，乡村建设成为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最炽热的阶段，而自然灾害又频频发生，再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内忧与外患使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苦不堪言。1931—1936年，全国因灾荒死亡的人数近700万。一些有识之士，把复兴农村、救济农村当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切入点。由对农村问题的重视，产生了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指把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包括在内的，具有改良性质的社会活动。

这一运动基本上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而没有出过国门的只有梁漱溟一人。在乡村建设旗号下，河北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山东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而规模与影响最深广的，却是一直待在本土的梁漱溟。因为只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兼而有之，其他人大多以实践为主，很少有系统理论。从事乡村建设的人们，有一个基本见解，那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政治、经济问题，也不是外族压迫的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如梁漱溟在演讲中所说，“与其谓之为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而“民族对外抵抗问题”，“此一问题仍属文化问题”;经济问题“仍与前两问题无异，皆在于文化之补充与培养”(《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81—483页)。中国不需要任何根本变革，只要到乡间去从事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事情就可迎刃而解。

梁漱溟的基本观点，或者说他观察中国问题的大前提，以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所旨趣的政治、经济、民族三大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社会，如何提高乡村民众的文化素质就成为关键所在。梁漱溟断言：“余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动力，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两者构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决中国问题。”具体的做法：一是知识分子关心农民的疾苦，向社会反映他们的心声，“使知识分子亲历民间，深知农民之疾劳，写为文章，昭告世人”。二是用先进的方法从经济上帮助农民：“再进一步为农民谋改进之方法。如利用水塘，经营养鱼，开辟荒山，从事造林，此非已使农众具备头脑乎?”三是改革民俗陋习：“如缠足、吃鸦片烟等，亦为吾人所亟宜设法改革者。”四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教育民众读书识字，在使民众获有一工具耳”。要落实这四项事宜，必定要设立一个组织去推动与实行。这个组织，就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作乡村建设实验时设立的乡农学校。

讲演中没有涉及乡农学校，但乡农学校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特色所在。乡农学校作为实现他理想的组织，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于一体的机构。“我们的理想是政、教、富、卫合一。我们在邹平正实验着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的理想，用村学代替村公所，用乡学代替区公所，县自治机关系统，就是县政府—乡学—村学。乡学、村学既是乡村自治机关，又是乡村教育机关。”(1934年梁漱溟在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报告)村学、乡学，就是乡农学校，这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乡村的基层组织。乡民是学众，学长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教员是知识分子。“总之，吾人今日所从事之工作，从目的说为乡村建设，从方法说系民众教育。此种工作全属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结果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无问题可言。”

这篇演讲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梁漱溟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在农村，虽然他没有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途径。二是强调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同生活，指导农民进行经济活动，提高农民文化修养。三是提出教育救国论的主张。他与在河北定县搞平民教育的晏阳初一样，对教育功能抬得很高，都是教育救国论者。梁漱溟以为，一旦社会出了问题，教育可以随时修缮之;社会之所以有暴力，是由于教育不在社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缘故。梁漱溟以为民众教育的实现，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完成的保证，同教育万能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