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适

我很深切的感觉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

我说的“学术独立”，当然不是一班守旧的人们心里想的“汉家自有学术，何必远法欧美”。我绝不想中国今后的学术可以脱离现代世界的学术而自己寻出一条孤立的途径，我也决不主张十年之后就可以没有留学外国的中国学者了。

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这个十年计划应该包括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革新，也应该包括“大学”的观念的根本改换。近年所争的几个学院以上才可称大学，简直是无谓之争。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从这个新的“大学”观念出发，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

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与工作人员。有了这五个十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十年之后，我相信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着独立的地位。

这不是我过分乐观的话，世界学术史上有许多事实可以使我说这样大胆的预言。……我深信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

作于1947年9月18日，第十六个九一八周年纪念日

原载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

〔鉴赏〕　此文为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写的文章。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始于戊戌维新期间的“废科举”后存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在当时，创办这样新型的学校，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承担着提升中国综合国力，改变积贫积弱而走向近代化的社会责任，故始终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科教兴国”为建校宗旨。

胡适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是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时为1928—1930年。上海中国公学是由留日学生创办的学校，胡适上任后，为学校制定“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奠定学校基础(参见《胡适日记全编5》第74页)。以后又在文理学科沟通、抵制“党化教育”、提倡体育精神等方面下功夫，转变了学校的状况。在迫于政治压力离开此校后，他曾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他回来就任同样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校长。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更为重视大学要在思想、学术上承负的责任。本文的撰写就是他在这方面观念的阐明。胡适首先提出了学术独立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即大学应当为国家民族培养能够在工业、医药、公共卫生、国防工业等现代化发展领域发挥作用的人才，为这样的人才培养提供师资、设备等方面的条件，以便让他们参与现代世界学术研究的活动，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为此，他提出要在十年中建成十所符合这样条件的大学，这就是他所作的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的追求目标。

胡适为争取学术独立提出“八个主张”，这些主张包括：政府应当有在教育文化科学方面的投入经费预算，即按照宪法规定的中央不少于预算总额的15%，省不少于25%，市县不少于35%;在所培植的10所大学中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使之发展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对其余大学也应给予政策上支持，使之能继续发展;中国学术在引进现代大学制度之后应当全面转型，让分科促成学术的发展，学者开始具有独立的身份。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师，他认为中西学术的根本差异是一种时代性的差异，中国学术经过近代革命，已经具备了近代化的“历史基础”——科学与民主，故具有了“迎头赶上”西方学术的可能。他曾在《非留学篇》中发出了要为不留学而努力的呼吁，说与其拿这些钱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他认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是极可耻”的事(《胡适日记全编7》第667页)。1947年9月，胡适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这是发表本文的一些基本思想出发点。胡适提出的这个十年计划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年年底，胡适在中基会第20次年会上，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争到一笔经费，他决定把这十万美金用于物理系。不过因为内战的爆发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完全的实现。

胡适的“八个主张”中最为主要的一点是：有关大学的观念之根本改换。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观念的转变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学术独立的关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胡适所说的学术独立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一是从个体而言，学者应有独立人格，能摆脱世俗与政治的束缚，以求学术之自由;二是从国家而言，中国应建立独立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国学术机关和高等学校能独立地承担起培养现代学术人才，从事现代学术研究的重任，最终融入世界学术的发展，旨在“再造中国文明”。

大学虽然被称为“象牙之塔”，独立、自主、自由是大学开创之初就形成的共同理念，同时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精神体现，但由于大学不可能游离于国家政体之外而独立运转，大学本身又需要政府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一定的政策扶持，所以对政府有一定的依附性。能否在此过程中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护好学术独立的准则就相当重要。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上任初始，结合中国的学术传统，蔡元培提出了学术研究至上、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囊括大典，网罗众学”的学府。从而使北京大学从一个校风腐败、官僚习气严重的封建学府，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受到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影响的胡适，在担任校长期间提出的“十年计划”，是对这一治校传统的延续。“十年计划”中以美国为例，说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其导师杜威的母校霍铿斯大学等等，都以建立研究型大学为宗旨，使得学校人才辈出，甚至成为国家新科技、新学科产生的基点。这为中国倡导大学的独立学术探究提供了先例，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胡适所说的学术独立，还意味着要求教育从政府把控中解放出来的意思。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正遭遇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独裁政权。当时蒋介石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口号，不仅把共产主义，而且把自由主义也摒除在他的政权之外。在这种高压下，胡适等人为争取教育独立自主和学术自由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他提出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对近代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以及科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它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立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所以不受朝代兴亡和政治潮流的影响，能够不间断地保存遗产和发展新的研究。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教育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他主张，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对于学校的内部事务、教育过程不应干涉。他提倡的教育独立，就是要求不能受制于政权党派，成为奴化教育的牺牲品。从这些理念出发，胡适在北大期间使该校的学术平等、自由创新、崇尚民主精神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为该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作出了贡献。

胡适的该文公开发表后，南开大学校长陈序经、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等相继撰文提出对实施学术独立计划的看法，学术界也纷纷以支持或商榷的方法参与对此事的讨论，可见其办学理念对同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从今天的现状来看，大学的办学理念、建校方针、大学精神，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胡适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建设一流学术前沿基地的主张，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营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吸引人才等观点，在今天的大学建设中，对如何摆脱行政化干涉有着启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