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

倘若我们向一个朋友问他科学概论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一定得着一些千差万别的答案。有的一定说科学概论讲的是科学的根本问题;有的或者说科学概论讲的是科学发达的大概;再有的还要说科学概论讲的是科学与其他学术或社会问题的关系。这些主张，我们觉得都不能代表科学概论的全部，但同时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概论”这两个字，原来是无所不包的呵。

我们晓得概论这一类著作，无论在哪一门学科里面，都在那一种学问十分发达以后，才有成功的可能。……科学在西方学术中间本来是后起之秀。在他初生的时候，他只是“自然哲学”，做哲学界的一个附庸。后来他同哲学分离了，各自向新领土去发展;但因这新领土的广大与新奇，科学家的注意完全被新发展的事业占领去了，从来没有一些闲暇时间去做这回顾与鸟瞰的勾当。所以科学的发达，在近百年来，可以说比什么学术都要猛厉^①，但是像法学概论或文学概论一类的科学概论著作，还是不曾出现。……

我们现在所要的科学概论，有两个目的：(一)要使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二)要使读者得到科学的兴趣。关于第一层，我们觉得了解科学的意义不是容易的事体。……要了解科学，我们须要先寻出科学的出发点，那就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等等。其次我们要晓得的，才是科学的本身和由科学发生的种种结果，如新式的工业、农业、医术等等。诚然，我们非在一门科学里面用功几十年，不能真正了解科学的方法和精神，但我们若不略为认识科学的方法和观念，要想了解一切科学事业的重要，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二层，我们要注意科学目下的状况。……我们晓得兴趣的发生，在于寻出问题，而通常教科书中采入的材料，都是不发生问题，或是有问题而认为已经解决的。例如能(energy)的一个问题，在通常教科书中只说能是不生不灭的(能量不灭的定律)，至于能的来源，能有趋于无用的倾向，与原质内能的新发见(放射质)，便不大说及了。但是这能的问题，自然是将来科学界第一个大问题。如这一类的叙述与讨论，在通常的教科书中所见为缺乏的，在概论中却不妨尽量的发挥，以了解科学的根本概念，而同时即可引起读者的兴趣。

作者认定这两个目的，著了这一部科学概论。……他很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人读了之后，了解科学的特别性质，了解奇技淫巧不是科学，了解科学在近代学术上所占的地位，了解科学与近世生活所发生的关系。这样一个计画，当然有实现的可能，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怪作者学力的不够，及文章的不善，不能让科学界目下的状况来替我们分责了。……

选自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科学概论》上篇

〔注释〕　①猛厉：通“猛烈”。

〔鉴赏〕　这是近代科学家任鸿隽为其著作《科学概论》所作的序言。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08年赴日本留学。后去美国留学，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化学学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中国科学社，任社长，1918年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现名南京大学)，他历任董事会书记、理事、社长等职，同时又与留美同学一起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还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国科学社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系统和奠基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这与任鸿隽终生坚持于中国科学传播前沿有关。

在现代中国，“科学”二字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在百年前的情况并非如此。任鸿隽的青少年时代，受传统儒学的影响，人们习惯以“格致”二字来称呼“科学”。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把“科学”称为“质测之学”。他以为，人类活动所接触到的对象(包括人类本身)都是“物”，而把人类对于“物理”的认识称为“质测”，把研究自然科学称为“质测之学”，将它与研究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宰理”之学区别开来。他的这种主张，对同时代人影响很大，王夫之在《搔首问》中提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的命题，又称方以智父子的科学研究“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

到了近代，传统的学术理念受到了冲击。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族的入侵，对传统学术体系的反思也已经出现，魏源提出要向西洋人学习先进的“船坚炮利”，大量的相关学科知识被引入中国。当时的日本先于我国接受外来西方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时中国的学者，也从日本那里间接接受西方相关思想，如“科学”一词即是如此。明治时代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使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词，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之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开来。任鸿隽留学日本、美国，学习化学、物理等知识，以后又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使“科学”这一概念不再滞留于抽象的层面，而是以社会团体与大众媒体的具体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中国科学社提出“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发刊词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的宣言，均与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追求相合拍，且是引领时代潮流的。

任鸿隽的《科学概论》出版时间为1926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正在展开。任鸿隽在此书序言中，对这些时代思潮均有所涉及，但从著书者本意而言，是要撰成一本面向高中生的教科书，因为这门学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尚为陌生。

关于科学的内涵，任鸿隽明确指出，它已经超出了“三十年前那些以船坚炮利奇技淫巧为科学”的理解层面，而是要以此作为事业的新式工业、农业、医术领域的理论依据。在《科学概论》第一章中，任鸿隽对科学下了“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见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的定义，并据此引申道：(一)科学是有系统的智识，故人类进化史上片段的发明，如我国的指南针火药等，虽不能不说是科学智识，但不得即为科学。(二)科学是依一定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故偶然的发见，均不得为科学。(三)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而发见其关系法则的，所根据的是空虚的思想，如玄学、哲学，或古人的言语如经学，而所用的方法又不在发明其关系法则，而不得为科学。这里几层意思，都是针对传统学术中不成熟、系统性不强、或将天道与人道混为一谈的观点而言的。对于当时人们准确把握“科学”内涵是有很大帮助的。

任鸿隽还由此指出，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会随着其学科进展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如关于物理学中有关“能”的介绍，目前较少提能的来源、能有趋于无用的倾向，与原质内能的新发见(放射质)等方面，而多关注于其不生不灭的(能量不灭的定律)的问题，这是因为后者已成为常识，而前者则是人们新认知的内容。任鸿隽的这一提示，显示出他对前沿性学术的关注。

作为始终关注于现实社会、民族命运的任鸿隽，曾参与辛亥革命，在这一革命发动前夕回国，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天津《民意报》总编辑。故其在言谈科学之际，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思想前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言关注学科的前沿发展，是因为与一个民族思想的活跃，不致死气沉沉、束缚重重有关。他在《科学概论》第二章《智识的进化》中曰：“一个民族的思想，到了这种死气沉沉、束缚重重的情况之下，欲求翻身，是不容易的。”

他还提示，西方在13世纪，有英国的罗吉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来求真理;在16世纪，又有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主张以事实的学问代文字的学问。他们以归纳法代演绎法，以了解自然为征服自然的手段，这也是任鸿隽所遵循的“科学”与古代相关思想所不同的地方。任鸿隽曾在1915年《科学》创刊号(第1卷第1期)上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这也就是他对中国社会学术的一种反省，是他提倡“科学”的宗旨所在。对科学求真方法的提倡，是他日后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因所在。

任鸿隽虽然提倡“科学”与“民权”并列，但没有走到认“科学”与人生观等同、或推“科学”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地步。他在序言中谈到的是科学在西方学术中，从做哲学的附庸而逐渐地独立，从而与哲学异同，“各自向新领土去发展”，也就是哲学与科学还是各有其自己专属的领域的。为此，任鸿隽认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方法，还有其“精神”。但在解释“科学精神”时，他强调的是“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并列举科学精神的特征主要为：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