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

我这里所讲的知识阶级是指专靠知识生活的人，那就是说，指一般以求知或传知为职业者。这个阶级包括教育界及舆论界。此外政界及法律界与知识阶级最近，且最容易混合。工商医界距离较远，但其中亦常有人著书立论，以求影响一时的思潮，这类的人当然也要算为知识阶级的。

知识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固极重要，但不可言之过甚。在中国，因为以往读书的目的和出路全在作官，又因为我们平素作文好说偏激和统括的话，于是有许多人把救国的责任全推在知识阶级身上。自我们略知西洋历史以后，一谈法国革命就想起卢梭;一谈苏俄革命就想起马克思和列宁。这些伟人不是知识阶级的人物么?他们所作的掀天动地的事业，我们也能作!至少我们这样讲。九一八以后，因为大局的危急，国人对知识阶级的期望和责备就更深了。我们靠知识生活的人也有许多觉得救国的责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不负起这个重担来，好象就无人愿负而又能负了。这样的看法自然能给我们不少的安慰。

可惜这个看法忽略了几个基本事实。第一，知识的能力虽大，但是也有限度。利害，感情，习惯，群众心理往往抵消知识的能力。历史家研究革命者并不全归功或归罪于某思想家。第二，中国人们受过教育的太少了;思想的号召所能达到的是极有限制的。并且中国人太穷了，对于许多问题全凭个人利害定是非。第三，我们的知识阶级，如国内其他阶级一样，也是不健全的。许多忙于为自己找出路就无暇来替国家找出路了。我说这些话不是要为我们开脱责任，不过我觉得政治是全盘生活的反映，救国是各阶级同时努力凑合而成的。知识阶级当然应负一部份的责任，甚至比其他各阶级要负较大一部份的责任。但是一个阶级，如同一个私人，倘不知自己的限制，事事都干起来，结果一事都无成。或者因为我们要负全责而事事上又不能，就置国事于不闻不问了。有些因此抱悲观，几乎要自杀。

在未谈知识阶级究竟对于政治的改良能有什么贡献之先，我可指点出来两个事情是知识阶级所不应该作的。

第一，我们文人，知识阶级的人，不应该勾结军人来作政治的活动。几十年来，文人想利用军人来作政治改革的不知有了多少，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政治未改革而军阀反产生了一大堆。康梁想利用军人来改革，于是联络袁世凯。到戊戌变法最紧急的时候，袁世凯只顾了自己升官的机会，不惜牺牲全盘新政。我们绝不可说康梁是瞎眼的人，因为康梁的眼光并不在一般人之下。甲午以后，中国号称知兵的人要算袁世凯的思想最新。光绪末年，新知识界的人由袁氏提拔出来的很多，新政由他提倡的或助成的也是不少。如果康梁可靠军人来改革，那末，无疑的他们应该找袁世凯。康梁以后的政治改革家，虽其改革方案不同，其改革方法则如出一辙。运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惟一的法门。倘孙中山先生今日尚存在，看见现在中国这种可怜的状况，他不会懊悔靠军人来革命么?

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武人思想比较简单，欲望亦比较容易满足。文人在一处不得志者，往往群集于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了。他们为主人翁所草的宣言和通电都标榜很高尚的主义，很纯粹的意志，好象国之兴亡在此一举。其实这些主义和意志与他们的主人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宣言和通电，有许多是他们的主人翁看都不看的。主人翁幸而得胜了，他们就作起大官来。不幸而失败了，他们或随主人翁退守一隅，以求卷土重来;或避居租界，慢慢的再勾结别的军人。民国以来的历史就是这个循环戏的表演。这样的参加政治——文人参加政治的十之九是这样的——当然不能使政治上轨道。

第二，知识阶级的政治活动不可靠“口头洋”。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术来研究是很有兴趣而且很有价值的，当作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愈讲这些制度和思想，我们愈离事实远，而我们的意见愈不能一致。我们现在除中国固有的制度和学说以外，加上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留俄留日的学生所带回的美英法德俄日的各时代各派别的思想和所拟的制度，我们包有中外古今的学说和制度了。难怪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打架，使我们有胃病。我常想假使中国从初派留学生的时候到现在，所有学政治经济的都集中于某一国的某一个大学，近二三十年的纷乱可以免去大部份。其实这些学说和制度在讲者的口里不过是“口头洋”，在听者那方面完全是不可懂的外国话。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或任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有学会的时候，不必谈文法，更不必谈修辞学。

谈有什么好处呢?自从回国以后，我所看见的政变已有了许多次。在两派相争的时候，双方的主张，倘能实行去来，我看都不错。经过所谓政变以后，只有人变而无政变。所以我们的政变简直是愈变愈一样。使我最感困难的是两派中的领袖都有诚心想干好的;他们发表政治主张的时候，他们也有实在想作到的，并不是完全骗人。无非甲派所遇着的困难——政府没有钱，同事要掣肘，社会无公论，外人要侵略等等——并不因为乙派的上台就忽然都消灭了。如果我们政治的主张都限于三五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意见的冲突十之八九就没有了。以往我们不谈三五年内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谈四五十年后的理想中国，结果发生了许多的争执，以致目前大家公认为应做而能做的都无法作了。

在政治后进的国家，许多改革的方案免不了抄袭政治先进的国家。在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相差不远的国家之间，这种抄袭比较容易，且少危险;相差太远了，则极难而又危险。俄国与欧西相差不如中国与欧西相差之远，但在俄国，知识阶级这种抄袭已引起了许多的政治困难。苏俄革命以前的十余年，俄国政党之中最有势力的莫过于立宪民治党(Consritutionol Denlocrnvio Party，简称Cadets)^①。当时俄国的知识阶级几全属于这一党。他们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即普选，国家主权在国会，责任内阁，及人权与民权。这个方案与俄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农民——全不关痛痒。农民不但不想当议员阁员，连选举权也不想要。至于人权：如言论自由，他们就无言论;出版自由，他们并不要出版。他们所要的是土地，而关于这一点，立宪民治党确不注意了。这一党的人才盛极一时：办报，发宣言，著书，在国会里辩论这一套是他们的特长。假使生长在英国，他们很可以与英国自由党的人才比美。生长在俄国，他们总不能生根。他们的宣传，很象中国学生在学校里贴标语一样，是对团体以内的;对于外界就绝无影响了。在俄国历史上，这一党惟一的贡献是为共产党开了路。尽了这点义务以后它就成了废物。中国的知识阶级大可不必蹈俄国立宪民治党的覆辙。

知识阶级不能单独负救国的责任，这是我在上文已经说过的。但是有两件事是我们应该努力去作的。第一，中国不统一，内乱永不能免;内乱不免，军队永不能裁，而建设无从进行。这几十年来的内乱，文人要负大部份的责任;我的理由已经说过。但是不勾结军人来作政治活动还不能算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象都是励精图治的。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权不统一，政府不能好。

现在政府的缺点大部份不是因为人的问题，是因为事的问题。我们既没有现代的经济，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人民，那能有现代的政治?那末，要建设现代的经济社会，培养现代的人民，这不是乱世所能干的事。同时只要有个强有力中央政府能维持国内的安宁，各种的事业——工业，商业，交通，教育——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就是政府采取胡适之先生所谓“无为”的主义，这些事业也会进步。现在国内各界的人士都有前进的计划和志愿。因为时局不定，谁也不敢放手作去。

同时所谓中央政府的缺点，许多因为它是中央：全国注目所在，一有错处，容易发现，关于中央的新闻比较多且占较要的位置;局面较大，因之应付较难。民众对于内战和内争的态度，如同对国际战争一样，总是表同情于小者弱者。实在中央政府大概说来要比地方政府高明;并且中央的缺点，既基于事实，不是换了当局者就能免除的。

第二，我们知识阶级的人应该努力作现代人，造现代人。现代人相信知识，计划，组织。现代人以公益为私益。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现代人以体格与精神是整个而不能分的。中国近几十年来，女子的近代化的进步较速于男子的近代化。男子，青年的男子，还有许多头不能抬，背不能直，手不能动，腿不能跑：从体格上说，他们不配称现在人。从知识上说，我们——男女都在内——还是偏靠书本，不靠实事实物。许多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关于什么问题，我们配发言论，关于什么事体，我们不配发言论。曾未学医的人，忽然大谈起药性来。曾未到过西北去的人，居然拟开发西北的具体计划。平素绝不注意国际关系的，大胆的要求政府宣战。一年级的学生能够告诉校长大学应该怎么办。从未进过工厂的人大谈起劳资问题来。不知一六五[[!GA996]]年是在十七世纪的人硬要说历史是唯物的。现代人的知识或者不比中古的人多，但真正的现代人知道什么是他所知道而可发言的，什么是他所不知道而不应该发言的。以上所举的例子足够表示我们离现代化的远。换句话说，我们这个阶级自身是极不健全的。分内的事没有作好，很难干涉分外的事。自身愈健全，然后可以博得他界的信仰。倘若近数十年中国教界的人和新闻界的人有了上文所举的现代人的特征，我们的政治也不得坏到这种田地了。

原载1933年5月《独立评论》第51号

〔注释〕　①立宪民治党：也叫“人民自由党”。俄国资产阶级政党。1905年成立。由自由主义人士、中产阶级和地方议会人士组成。主张在俄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政治由议会主导，配以成年男子普选权和部长责任制。

〔鉴赏〕　蒋廷黻(1895—1965)，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官。1912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

作为现代中国西化程度较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蒋廷黻以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著称于世，开创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著有《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政治舞台上法西斯主义思潮盛行，独裁政治流行，连标榜民主国家的美国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出现了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样的政治强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个特点，就是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坦率地讨论西方社会制度垮台的可能性。当时中国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国民党当局则借“国难”之机，公开鼓吹实行法西斯统治。此时，蒋廷黻发表了这篇《知识阶级与政治》，探讨知识分子阶层参与政治的问题，希望建立强力政府，克服危机，用心良苦。1935年，蒋廷黻受蒋介石赏识进入政府部门，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典型代表。对此，他在《蒋廷黻回忆录》里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

蒋廷黻定义知识阶级，“是指专靠知识生活的人”，是“指一般以求知或传知为职业者”。“这个阶级包括教育界及舆论界”，而与知识阶级关系紧密的政界及法律界，以及关系较远的工商医界中，“常有人著书立论，以求影响一时的思潮，这类的人当然也要算为知识阶级的”。他指出，古今中外的知识阶级都背负巨大责任，尤其是救国责任。无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而优则仕，还是法国的启蒙学者卢梭，乃至俄国革命的导师列宁，概莫能外。但“政治是全盘生活的反映，救国是各阶级同时努力凑合而成的。知识阶级当然应负一部份的责任，甚至比其他各阶级要负较大一部份的责任。”也就是说，知识阶级并非无所不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知识阶级的有所不为，他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靠军，二是不靠洋。不靠军是说，知识阶级不要依附于军阀去从事政治活动。无论是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还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的失败，都是受害于军人或军队的派系争斗。

康有为与梁启超认为，为了对抗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要挽救危局只有依靠袁世凯。于是派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救驾，全盘托出了维新派的计划。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虚情假意地敷衍康梁的拉拢，却把赌注押在了慈禧的身上，把康梁的计划密告荣禄。结果是维新派“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孙中山一生政治活动中，多次受到军阀派系之害，是人所共知的。蒋廷黻看到武人政治之弊端，也看透了一些依附军阀的学者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之无耻。所以说“康梁以后的政治改革家，虽其改革方案不同，其改革方法则如出一辙。运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惟一的法门”。“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

不靠洋，是说不能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政治中去，这叫“不可靠‘口头洋’”。他尖锐指出，“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术来研究是很有兴趣而且很有价值的，当作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当时中国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或任何制度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政党之中最有势力的立宪民治党，高呼普选、责任内阁、人权与民权，但应者寥寥，因为这些主张与占俄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全不关痛痒。这是“政治后进的国家”，去“抄袭政治先进的国家”的“改革方案”，“引起许多的政治困难”的典型例子。“中国的知识阶级大可不必蹈俄国立宪民治党的覆辙”。

知识阶级的有所为，他也说了两个方面：一是应该积极拥护中央政府。受过西方教育的蒋廷黻对英美议会政治有所怀疑，认为国家太弱，会受到外界侵略，中国需要一个强人和强力政府来治理。他主张“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他相信“只要有个强有力中央政府能维持国内的安宁，各种的事业——工业，商业，交通、教育——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从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已经实现的“统一”来看，这里说的强力政府，应当指国民党。因为“实在中央政府大概说来要比地方政府高明，并且中央的缺点，既基于事实，不是换了当局者就能免除的”。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无须取而代之，而要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

二是知识阶级应该努力做现代人，“现代人相信知识，计划，组织。现代人以公益为私益。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作为知识阶级应该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并非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他反感知识界的许多人越出自己知识的范围，又在完全不了解现实地任意发言。因为“现代人的知识或者不比中古的人多，但真正的现代人知道什么是他所知道而可发言的，什么是他所不知道而不应该发言的。”蒋廷黻所设计的现代人，给人以一种悬在空中的感受，相信知识、以公为私、经世致用这三条，没有比前人或传统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新内容来。

总之，蒋廷黻当时怀着救国的急切愿望，以一种失去信心的心态，将近代历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到知识阶层身上，显然失之于偏颇。因为“知识阶级不能单独负救国的责任”，那也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归咎于他们。他的认识，反映了一部分知识阶层，面对现实的民族危机和专制政府的无奈与无力的真实心态。蒋廷黻对蒋介石统治的幻想，并亲身参与，力图影响与改良政府，正是这一心态的典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