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金

朋友，想不到我在《大公报·双十特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么快就得到了你的“响应”。你的短短的信函很使我感动。我应该感谢你，因为我的确需要一些在暗中监督我的朋友，何况现在写这信来的又是我素来佩服的你。

的确我不应该用伤感的调子来叙述《我的故事》，我不应该用这么软弱的信来回答一个充满着热情和勇气的孩子。我的那文章的结尾本来应该照下面的样子写的：

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你又说：“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给了我战斗的力量。”朋友，你把我过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那勇气，真的有那力量，那么应该说是社会把你磨炼出来的。你这个“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倒是你说了正确的话：“去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把我鼓舞起来，使我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路途!在这半年的战斗中我得着不少的活知识与宝贵的经验。我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孤立状态而走向集体的生活当中。我爱群众，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是的，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献给他们。”你看，现在是你来给我勇气使我写出上面的那些事情的。那么让我来感谢你罢。

朋友，你知道我，我的文章全是在匆忙中写成的。我常常连修改的余裕也没有，所以我往往不能够把我的意见解释明白，以致为人误解。最近居然有人在小报上大谈我的“悲哀”了，据说我“永远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一线的光明”。而说这话的人却似乎是永远生活在光明里面的。

朋友，你不要惊奇，的确有人说过了那样的话。不但这样，连我自己前些时候也还在一封信函里写过：“有许多不认识的青年朋友写过信给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诚实的朋友看待，告诉我许多事情，甚至把他们的渴望，他们的苦恼也都告诉了我，但不幸的是我并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话语是没有力量的。……”在答另一个朋友的信里我又说：“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而且在《激流·总序》里我还明白地宣言：“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

我说的确实都是真话。我的意思也不能够说是十分隐晦的。但是它到了另一种人的耳边眼底却变成另外一种意思了。他们居然从这里看出了我的绝望和悲哀。而且他们很有把握地断定我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到光明的路。……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驳倒了我。还有几位京派学者和革命家在我的文章里看出了许多流泪的地方，就断定说我是一个找不到光明而终日悲哀的人。

朋友，你看，这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把文章写得更显明一点，使别人不会误解我。你知道我并不是悲观论者。固然我往往在文章里提过流泪的事，而且我小说的主人公也常常含着眼泪去贡献种种的牺牲。但这样的流泪不是绝望的哭泣。头脑清楚的人在绝望中不会落泪的，只有小孩遇着悲痛的事情才放声大哭。我知道许多人，他们在被感动的时候往往会淌出眼泪来。我自己看见了别人的慷慨的牺牲或任何大量的行为也会因为感激而下泪。在那种时候我一点也不绝望。我看见的倒是一线光明，而不是无边黑暗。

我自己是有了一条路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着这一条路。这十多年来我看见了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在路上倒毙了，有的掉转身子朝另外的方向走去。我自己从来不曾走过一步回头路。我也曾见过不少的事情;我也会运用我的思维。倘使我永远在黑暗中摸索，我决不会像这样的活到现在。

历史绝不是骗人的东西。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近百年来种种的进步很显明地给我们指示了道路。道路是有的，而且很显明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我还不曾近视到把德国元首和意国首相看作世界的唯一救星的地步。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社会的进步有快有慢，这是事实;这进步有时明显，有时却也潜伏不现。除非人类日趋绝灭，或者社会的演进停止，否则我的路永不错误。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路，这是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的路。这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路。有人把路分为两条：一条通自由，一条向专制，但后一条并非必经的。事实上我也给人指出了一条趋向自由的路，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尽头，那却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但那条到自由的路不会在我的眼中脑里变成模糊，却是我可以断言的。

我曾经在几篇文章里重复地用过“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句话。这是事实，许多人都感觉到的。自然那些爱说漂亮话信口乱谈别人的悲哀的人会把黑暗当作光明，将一条窄巷看为康庄大道，向专制的路上去找自由，在封建的空气里做解放的梦，写几则文坛消息便自夸为服务了劳苦大众。但我们不会去管他们。社会必然会撇开他们而径自走它的发展的道路。漂亮的话是经不了时间磨洗的，时间犹如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许多人的原形。真的，在今天谁还可以拿起笔，大言不惭地对所有的人说“我面前就是那条唯一的到光明去的路，你们都跟我来”呢?

我自然没有这样做过。我没有这胆量。我的良心不许我这样做。说一句话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但重要的却在知道这样的话会生出什么样的影响。在我的全部作品里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我的路。事实上我的确把路放在读者的眼前。我对一些青年朋友说，我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明确的路，这只是半句话，下半句的意义更是重要。主要点乃在我不愿叫他们“马上交出生命”，也不想自己去贡献巨大的牺牲。

我自己说得很明白：“从这里走到那黎明的将来，这其间是需要着许多许多人的牺牲做代价的。”我又说过：“把个体的生命连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社会发展繁荣的进程中决不有个人的灭亡。”在这时代是没有个人的出路的。要整个社会、民族、人类走上了康庄大道以后，个人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得着适当的解决。我说过社会的进步不会停止。它永远沿着曲折的路走向光明。但是我们可以推动它，在可能范围内使它早日达到目标。倘使一个青年来要求我指一条路，那么我就应该叫他把自己的一切拿去贡献给为社会、为民族、为人类的工作。这就是说牺牲。牺牲是一定有效果的。但这效果在将来，也许我们一生也见不到。求自由的人常常是得不到自由的。得到自由的当是后一代的人。所以那个女孩子说得好：“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献给他们。”这是一条很明确的路。我至今还坚决地相信着。

但是朋友，你知道我，你想，当一个纯洁的孩子怀着温柔的心来向我叙说他或她的苦闷的时候，我能够严肃地回答说：“去，把你所有的一切全交出来。把你的青春和生命都去牺牲!”虽然这是唯一的明确的路。但我望着可爱的无邪的面庞，我的口究竟说不出这种话，当我回答一个朋友说：“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时候我的苦痛是别人所想象不到的。话语很平凡，但是每个字都有严重的意义。在今天要交出生命的确是太容易了。只要多说两句话也可以使自己变作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也有过许多经验，我也知道许多事情。要叫一个年轻人牺牲生命，这是谁都可以做到的事。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祭坛上不知道接受了若干万的年轻的牺牲!但是我太软弱了。我爱惜他们，因为我自己也还是一个青年。即使轮着每个青年都必须到这祭坛前来贡献牺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使我们的生命“像落红一样化作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所以我虽然不曾叫我的年轻朋友去交出生命，但我也并没有带着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光明。就在一个月前我还坦白地对一个朋友说过：

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面前。……那路你自己也会找。

我自己并不曾在黑暗中悲泣。在许多篇文章里我都明白地说我瞥见了一线的光明。横贯着我的全作品的就是那条到光明、到自由的路。走这条路是需要着大的勇气和牺牲的。我如此真实地告诉了我的年轻的读者。我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去决定。我绝对不是青年的导师。我只是一个和他们站在同等地位的友人。

朋友，我要结束这信函了。我手边一个抽屉里还有那么高的一叠信件。我应该把它们一封一封地翻开来回答。我现在随意地抽出一张信笺，一颗可爱的青年的心在纸上跳跃着。朋友，我抄一段话让你看罢：

我们有一个同学，不幸在大考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同时她嫌她的家庭太官僚派，她已经到广东去了。她不会再回来的。但她写信来说，她过得很快活。她勇敢地去做一切。不要一点同情与怜恤。现在她带出去的钱快完了。但是她来信说：“在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快乐地发笑的。”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信是由别人转。您说这样是不是青年人所适合的?

朋友，你看这也是苦恼着我们的青年的一个问题呢!

我休息一下，还要来回答这一个青年朋友的信函。我们再会罢。

原载1936年10月25日《中流》第1卷第4期

〔鉴赏〕　巴金早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及社会学著作，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等进步思想，并参与办刊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1922年2月，他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待)者底哭声》12首，开启创作生涯。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仍时时关心祖国命运，写下反抗黑暗势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回国后，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高尔基的《草原的故事》等著作。在发表《我的路》之前，已创作了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出版了《复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说集。由于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常有许多素不相识的青年写信给他，倾吐读后感，或谈他们碰到的困顿、苦恼，以及对今后的渴望。

1936年9月，巴金在《我的路》之前在《我的故事》一文里，通过叙述自己一天中经历的事，如他的工作，与朋友的交往等，以答复一位受到他鼓舞，想知道他现在情形的“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文中巴金由女孩写信时“九一八”那个令人悲痛的日子，写到朋友的失业、友人妻子病故的悲惨遭际、街头日本军队警戒下的交通管制等，未免流露出些许伤感。这本来很正常，有人却在小报上大谈他的“悲哀”，责难他“永远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一线的光明”。对于这种没有道理的非难，巴金以《我的路》，通过答友人表白自己的心迹，进而辩驳别人对他的非议，委婉而又坚决地表明了自己对现实所持的态度，自己所要走的路。这实际上是一篇自辩书。通读全篇，话非常朴素实在，却有深刻的道理。主要谈了三层意思。

其一，巴金认为自己是正视现实的，现实的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残酷，他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社会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压迫者权势者当道，他们一心推行和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不顾人民的死活，不为民作主，且钳制人们的口舌，压制革命。环顾四周，到处都有哀伤的人群，寻找人生和生活的出路何其艰难，有多少贫穷人在哭泣，有多少弱者在呻吟，“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他并不像某些“爱说漂亮话信口乱谈别人的悲哀”人那样，“会把黑暗当作光明，将一条窄巷看为康庄大道，向专制的路上去找自由，在封建的空气里做解放的梦”。“漂亮的话是经不了时间磨洗的，时间犹如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许多人的原形。”

其二，巴金承认自己往往在文章里提流泪的事，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有流泪，但这样的流泪不是绝望的哭泣。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说话的力量尤其薄弱，以至于常常被恶势力扼杀或者湮没。但他的心中不曾没有是非，他在运用自己的思维。思想，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的痛苦是有些人难以想象的。“我自己是有了一条路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着这一条路”，“我还不曾近视到把德国元首和意国首相看作世界的唯一救星的地步。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社会的进步有快有慢，这是事实;这进步有时明显，有时却也潜伏不现。除非人类日趋绝灭，或者进步的演进停止，否则我的路永不错误。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路，这是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的路。这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路”。他不屈服这社会的黑暗，他与这个社会势不两立，走自己所选择的路。他很明白自己所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他的内心深处是一地阳光。如果像有的人所说，路有两条，一条通往自由，一条通往专制，自由而光明的世界恰恰萦绕着他的美好梦想，贯穿他全部作品的，就是要走那条光明、自由的路。

其三，在巴金看来，要实现这个理想，走到那个光明的将来，要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奋斗，需要有大的勇气，还会付出艰巨的牺牲的代价。“在这时代是没有个人的出路的。要整个社会、民族、人类走上了康庄大道以后，个人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得着适当的解决”，“我自己看见了别人的慷慨的牺牲或任何大量的行为也会因为感激而下泪”。他赞成那个女孩在信中所说的：“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孤立状态而走向集体的生活当中。……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献给他们。”但是，他要顾及与自己有通信来往的诸多青年，顾及自己所说的话可能带来的后果，不赞成青年人以卵击石，头撞南墙，去作无谓的牺牲。他不能鼓励这位女孩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去，“在今天要交出生命的确是太容易了。只要多说两句话也可以使自己变作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祭坛上不知道接受了若干万的年轻的牺牲!”巴金一颗峻烈的心里，包含着多么挚厚的温情，即对生命的爱。他爱惜生命，尤其是年轻人的生命。“即使轮着每个青年都必须到这祭坛前来贡献牺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使我们的生命‘像落红一样化作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生命的价值在于它的长久。

在《我的路》中，巴金重复不久前对友人坦白说过的话：“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面前……”尾声里，他随意抽出抽屉里的一张信笺，信中说一位女同学不满家庭的官僚派，毅然奔走他乡，勇敢地去做一切，然而生活很艰辛，尽管她过得很快活。信中，仍有困惑，因为毕竟行进在生存的泥沼里，物质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巴金的心纠结着。

呵，活着，太艰难了!但是人们还是要去寻找自由和光明，为人生的理想而奋斗。我想，这就是巴金最终要告诉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