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大学
钱 穆
一
将论理想的大学,必先及于大学教育之意义与使命。大学继小学中学而来,乃整个教育之一阶段,而特为其最后最高之阶段。大学教育本应遍于人人。今纵不能遽然①,而大学教育仍暂为社会最优秀或最幸运者所独占。然论大学教育之使命与意义,则固不能脱离整个教育而独立。
或谓教育即人生,然反言之,人生即教育,又何须更于人生中别有教育。故知人生的教育与教育的人生其事自别。人生的教育,特于现实人生中自得经验,自得教训。而教育的人生,则贵在人生经验中籀②其最普通而最根本者,又最要紧而精彩者,授之人人,使其明白接受,而又继续发展以求理想之更可能的进步之一种事业。故教育诚即是人生,而当为人生中最根本又最要紧最精彩之一过程。教育事业,在本已往人生之现实经验,而培育将来人生的理想之进步。故教育必包括两事:
一、 经验。
二、 理想。
大学教育,乃集结人生最高经验,蕲向人生最高理想之一种事业。
二
惜乎今之大学教育,则违此目的尚远。姑举今日一般大学青年之意志与趋向,即其所想望与希求于大学者而言。今日大学青年之想望与希求于大学者,约而言之,不外两端。一曰职业,一曰知识。求职业者,如应考工、农、商、矿各学院者皆是。外此则大率为求知识者。职业与知识,其事非不相通,求职业必待于修习相当之知识。然投考工农学院之青年,其第一目的在谋职业,而关于工农本身之知识属其次,故曰其意在求职业。其他学科与职业颇无显著直接之关系,如投考文学院修习历史与哲学,此固不与职业直接相关,特彼辈以为苟具相当知识,则职业自可相因而获,牵连而致。故其事虽相通,而不害谓此辈之意在求知识。
职业与知识,亦为人生中一事,然殊包不尽人生,抑且非人生之普遍与根本者,且亦非人生之紧要与精彩处。何以言之?自昔以来,职业与知识,即为人生所追求,然其间自有分歧。平民与贫者,其志多在谋职业,而贵族与富人,则志多在获取知识。自富有者视之,职业似不如知识之重要;而在贫乏者之心目中,则知识亦每不如职业之可贵。故此二者,易地互观,皆不见有普遍之重要性,而实有一共通相似之点,即纵此二者之所趋,则必日陷于狭窄之境,此即今日之所谓专门化。
何以求职业必趋于专门化?缘人事日尚分工,必专精一技,乃可期于熟练而达于熟练而达于最高之效率。故求职业,则为外界条件所限,自必趋于专门。见异思迁,必遭失败,此事尽人皆晓,不烦多论。
何以求知识者亦必趋于专门化?是则稍当申说。夫求知识者必悬两境以为趋赴。一曰在我则为无所不知,二则在人则为一无所知,而后可以尽其求知之能事。否则在己即多所不知,而在外又人尽公知,此则不足以为我有知。然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今既专为知识而求知识,则首先必当划一范围,在此范围内者务求其无所不知,而在此范围之外者,既已不预我事,虽一无所知,固无害其于我之为有知。而此范围,就理想言之,又必求其在先尚不为人知者,而后在我之无所不知,又在人为一无所知,庶可以充足表示其我有知之能事。否则尽人共知者,何得独曰我有知。故知求知识亦必趋于专门化,而此专门化者又当时时在变动中,实则其事固与求职业者蹊径相似,意态亦相肖。
故职业在求能,而知识在求知,而“知”与“能”之能事,则必在求人之所不知而求能人之所不能,夫而后其知能之意义乃显,其知能之价值乃高。故其求知与能之路向与目标,先则求其专,继则求其新、求其异,求其能出奇而制胜。否则我之所知,既为尽人所共知;我之所能,又尽为人所俱能,此其知能之悬价必不高。以经济学上供求相济之理绳之,一逮其事为人人所俱知而俱能,其知能价值必落,则人之求职业与求知识者,亦必望望然③而去之。
故曰果为职业、知识而求教育,则此种教育必常在转移动摇之中,而受教育者亦必陷于徘徊惶惑之境。缘教育自身即前后相敌对,今昔相抵触。今日所风行者,在昔必较不为人所注意,而在后有比为人人之所不顾而去者。凡今日之教育所提倡,必先为昨日之教育所忽视,又必为后日之教育所鄙弃。此种教育,极而言之,最高可能只成其为人生的教育而已,而非所论于教育的人生。
人生的教育只为现实的,自然推移,与时俱迁。而教育的人生则为理想的,承先启后,确然有向。两者相较,其事断然不同。而大学教育之意义与使命,则亦断然宜在后者而不在前者。
……
四
今若根据人生最高经验,期求人生最高理想,则显然不当仅仅于谋职业求知识而止。就此理论而谈大学教育,则必应着重于下列之诸科程。
一、 须研求人生最高理论,此属哲学与宗教。
二、 须欣赏人生最高境界,此属文学与艺术。
三、 须明了宇宙来源,此属天文与地质。
四、 须认识生命真情,此属生物与心理。
五、 须博通以往人事经验,此属历史与地理。
六、 须兼知四围物质功能,此属数理与化学。
凡属人生经验值最普遍而根本者,又其最紧要而精彩者,必当从此认取,而人生可能之理想与进步,亦必从此培育。人生由此流出者,将为“智慧”与“事业”,而非知识而职业。智慧与知识异,事业与职业异。前者乃属真人生,而后者则严格言之,不得谓之人生,只是人生经历中所凝成所僵化之一种格套与局面。人生当为活的、自由的、进取的,而此种格套与局面则为死的、限制的、保守的。前者可以谓之属于人生中之性情部分,后者则只是人生中之命运部分而已。性情本之内发,故曰真人生。命运成于外烁,故不得谓真人生。
教育所重,应属前者,即人之智慧与事业部分;而非后者,即人生之知识与职业部分。而大学教育乃教育之最后最高阶段,则尤应注重于此。此乃人生经验中之最普遍而最基本者,亦即人生经验中之最精彩与最紧要者,实应尽人而习之,尽人而晓之,而尤贵能继续研求继续阐发。此等教育,实应为一种致广大而极悠久之努力,决不如职业教育与知识教育与时推迁,常在变动摇移中。
……
六
抑又有进者,大学教育,既为人生最高经验之传授,与人生最高理想之培育,故大学教育之更可贵者,尤在于与大学环境内部实际全生活之陶冶,而课业之研修与讲堂之传习为次之。今日大学教育之目的,即偏重于职业与知识,其流弊,遂专重讲堂授课,而大学内部全生活之陶冶转忽焉。明言之,不啻讲堂有教育而学校无教育。学校精神仅在讲堂,偏狭已甚,而讲堂之所授又不胜其偏与狭,因此学校之内有自由而讲堂之内无自由,学校之对青年几于放纵其身心而锢塞其智慧,此又乌而可者。
故居今日而言理想大学,正当反今之道以为教。课业讲授,务求闳通④,使学者心神有自由徊翔之余地,而关于学校内部全生活之训练则需严格。换言之,学校生活应求其为群众的,而讲堂课业则不妨一任个性之自由发展。一方面提倡团体规律生活,衣、食、住、行日常活动,皆以养成其群众兴趣与群众限制为归趋。
学校内部既有全体性的严格训练,又当提倡各种学会组织与团体活动,相为调剂。而讲堂课程则不妨减轻,凡属基本技能方面之科业,如文学数学等列为共同必修课,当增其分量,逐年研修。其余选修课程,则一任学者之自由听习,课程皆宜尽量缩短,要言不烦,听者则求其能增加自读与自由探讨之时间。如此则除图书馆之利用外,尤贵于有亲师取友之风。当略仿英国牛津、剑桥体制,推行导师制与小学院制,使学者各就其小团体之内,有师友长日相处观摩切磋之乐。而今日大学厉行之学系划分与学分考核诸制,则大体径可取消。
要言之,生活务求适于群体与规律,不妨注重严格之训练。学业务求适于个性与自由,则以开通宽博为主。此为大学校应有之理想教育。否则生活既漫无准则,人尽丧其群居之德,学业又各走偏狭,相互一无会通之趣,此等教育日益扩展,社会必将受其深害。今日弊端已见,奈之何而尚不速为之谋。
原载1943年3月《思想与时代》第20期
〔注释〕 ①遽然:骤然,突然。 ②籀(zhòu):通“抽”,抽取的意思。 ③望望然:失望貌;扫兴貌。 ④闳通:豁达之意。
〔鉴赏〕 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先是引进西式机械器物,而后为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在教育领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到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建立,教育制度效法英、美等国学制,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顶尖的大学,引领一时风气。此一时期,全国大学数量稳步递增,除国立大学外,直隶、山东、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地陆续出现省立大学,另外还有各类私立大学相继成立。到1936年全国大学数量已达108所,学生增至41922人。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钱穆亦随之南迁昆明,期间曾辗转于昆明、成都两地。此文系钱氏在此期间应《思想与时代》杂志之邀,为其所撰写的时事评论文章之一篇。
文名为《理想的大学》,可知当下大学的现实与钱穆的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人们对未来奋斗目标的观念性的预见,往往是以对现实不满为前提的。对现实中的弊端的批评,让人们诉诸理想。超越现实,也即超越性是理想最为显著的特点。
钱穆指出,当下中国大学教育之现状,有一根本弊端,即以功利为目标,让大学成为一种职业培训场所。他指出凡入大学校学习者,或为求“知识”,或为求“职业”。求知识者,不过为将来从事某一种职业作准备。此种教育最大弊病,在于过分注重每一门的学科,日趋于“专门化”,其结果仅仅是为社会这部大机器制造某一种零部件以供驱用而已,于是大学与大量制造生产某种产品之工厂无异。如此的大学教育,当然不会关注学生的个性自由的培育。
如此的大学教育,不能有为社会改造、为文化传播精神的作用。钱穆将此种教育名之曰“人生的教育”,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教育的人生”。“人生的教育”在求知与谋职,“教育的人生”在“智慧”与“事业”。钱穆断言,“智慧与知识异,事业与职业异”,“前者乃属真人生”,“而后者则严格言之,不得谓之人生,只是人生经历中所凝成所僵化之一种格套与局面”。这样的区别虽有点抽象而语焉不详,但“智慧”要比单纯的知识要高出一筹,“智慧”是驾驭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事业”较谋职的境界亦高出一筹,借用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话,谋职是“谋食”而“事业”是“谋道”。钱穆结论是:“教育所重,应属前者,即人之智慧与事业部分;而非后者,即人生之知识与职业部分。而大学教育乃教育之最后最高阶段,则尤应注重于此。”
钱穆认为,这是大学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所在,实现的途径是用“会通”的课程设置,来替代单一的现实功利的课程安排。按照钱穆所说,“教育的人生”即是“在人生经验中籀其最普遍而最根本者,又最要紧而最精彩者,授之人人,使其明白接受,而又继续发展以求理想之更可能的进步”。据此,他拣择出哲学与宗教、文学与艺术、天文与地质、生物与心理、历史与地理、数理与化学这六大范围之课程,要求大学教育的初始阶段,着重将此六方面前人的成就传授给学生。每位大学生修习完以上诸课程之后,方得进入本专业的深造。倘若自封于本专业的知识传习内,而不能有对古今知识之全体有所认识与体会,其眼观与思路必定会狭隘而单一。“学业务求适于个性与自由,则以开通宽博为主。此为大学校应有之理想教育。”
对“会通”人才的培养,还有另一层意义在。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认为,当时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通人”更重于专家。他认为“必俟社会政治各色各部皆有中坚领导人才推动支持,撑得一局面,粗粗安定,粗粗像样,而后专家绝业乃得凭藉而发抒”。即在学术一面,亦复如是:“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本文中所说的“会通之趣”,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
钱穆认为,大学教育的内容不是课堂上的讲授所能涵盖的。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一种优秀的人格,怎样完整地做一个人。除了有课堂的知识传授以外,学生在大学的全部校园生活亦是极重要的。因而在理想的大学中,既要“提倡团体规律生活”,同时更要“一任个性之自由发展”。
此文发表于1943年,距离现在已70余年,当代大学无论从学校建筑的规模还是院系的分设、教师的完备,抑或是图书、实验仪器设备的引进,较之钱穆当时的大学都有了巨大的提高。然而文中所提到的两个问题,可以说仍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能够驾驭知识的智慧在当代大学生身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创业意识也不够强烈。钱穆所指出的弊端,依然在大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温钱穆之文章,令人感叹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