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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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有各人的境界，严格地说，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底。每个人都是一个体，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一个个体底境界。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底，所以亦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底。但我们可以忽其小异，而取其大同。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此四种境界，以下各有专章详论，本章先略述其特征，以资比较。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此所谓顺才，其意义即是普通所谓率性。我们于上章说，我们称逻辑上底性为性，称生物学上底性为才。普通所谓率性之性，正是说，人的生物学上底性。所以我们不说率性，而说顺才。所谓顺习之习，可以是一个人的个人习惯，亦可以是一社会的习俗。在此境界中底人，顺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顺习而行，“照例行事”。无论其是顺才而行或顺习而行，他对于其所行底事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底了解。此即是说，他所行底事，对于他没有清楚底意义。就此方面说，他的境界，似乎是一个浑沌。但他亦非对于任何事都无了解，亦非任何事对于他都没有清楚底意义。所以他的境界，亦只似乎是一个混沌。例如古诗写古代人民的生活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识天工，安知帝力?”此数句诗，很能写出在自然境界中底人的心理状态。“帝之则”可以是天然界的法则，亦可以是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的法则。这些法则，这些人都遵奉之，但其遵奉都是顺才或顺习底。他不但不了解此诸法则，且亦不觉有此诸法则。因其不觉解，所以说是不识不知。但他并非对于任何事皆无觉解。他凿井耕田，他了解凿井耕田是怎样一回事。于凿井耕田时，他亦自觉他是在凿井耕田。这就是他所以是人而高于别底动物之处。

严格地说，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不可以说是不识不知，只可以说是不著不察。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①朱子说：“著者知之明，察者识之精。”不著不察，正是所谓没有清楚底了解。

有此种境界底人，并不限于在所谓原始社会中底人。即在现在最工业化底社会中，有此种境界底人，亦是很多底。他固然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但他却亦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此种境界底人，亦不限于只能作价值甚低底事底人。在学问艺术方面，能创作底人，在道德事功方面，能作“惊天地，泣鬼神”底事底人，往往亦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莫知其然而然”。此等人的境界，亦是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凡动物的行为，都是为他自己的利底。不过大多数底动物的行为，虽是为他自己的利底，但都是出于本能的冲动，不是出于心灵的计划。在自然境界中底人，虽亦有为自己的利底行为，但他对于“自己”及“利”并无清楚底觉解，他不自觉他有如此底行为，亦不了解他何以有如此底行为。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对于“自己”及“利”，有清楚底觉解。他了解他的行为，是怎样一回事。他自觉他有如此底行为。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于有此种种行为时，他了解这种行为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自觉他是有此种行为。

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虽可有万不同，但其最后底目的，总是为他自己的利。他不一定是如杨朱^②者流，只消极地为我，他可以积极奋斗，他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但其最后底目的，还是为他自己的利。他的行为，事实上亦可是与他人亦有利，且可有大利底。如秦皇汉武所作底事业，有许多可以说是功在天下，利在万世。但他们所以作这些事业，是为他们自己的利底。所以他们虽都是盖世英雄，但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底。社会的制度及其间道德底政治底规律，就一方面看，大概都是对于个人加以制裁底。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大都以为社会与个人，是对立底。对于个人，社会是所谓“必要底恶”。人明知其是压迫个人底，但为保持其自己的生存，又不能不需要之。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知人必于所谓“全”中，始能依其性发展。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立底。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底个人，是有些哲学家的虚构悬想。人不但须在社会中，始能存在，并且须在社会中，始得完全。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社会的制度及其间底道德底政治底规律，并不是压迫个人底。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中，应有之义。人必在社会的制度及政治底道德底规律中，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得到发展。

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都是以“占有”为目的。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都是以“贡献”为目的。用旧日的话说，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取”。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与”。在功利境界中，人即于“与”时，其目的亦是在“取”。在道德境界中，人即于“取”时，其目的亦是在“与”。

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有完全底高一层底觉解。此即是说，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

选自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新原人》

〔注释〕　①“行之而不著焉”句：出自《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做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习惯了不想想为什么习惯，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这种人是一般的人。“著者知之明”句是朱熹对孟子这句话的注释，谓学习需要不断省察。　②杨朱：先秦哲学家，战国时期魏国人。他反对儒墨，尤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

〔鉴赏〕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乱和国难激发了知识分子精英研究学术的热忱。冯友兰在民族兴亡的时刻，写出了“贞元六书”，形成了“新理学”体系，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贞元六书”中《新理学》是个总纲，着重讲自然观，而《新原人》为总纲的展开，着重讲人生，探究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

新理学的宗旨，不在提高人的知识和能力上有所作为，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是他新理学颇具特色的所在，也是他人生观的核心所在。冯友兰提出，人与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觉解”而生物全无。生物对于吃喝的意义毫无了解，只是出于本能;人知道吃喝对于人的意义，人是自觉地在吃在喝。这种自觉，冯友兰称之为“觉解”。“觉解”是指人对周围环境与人生意义所感受到了的自觉和了解。“觉解”程度不同，人生的境界就各不相同，从低到高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简言之，境界就是人的精神世界。

自然境界中人的行为是自发的，是凭本能在活动的。他“对于其所行底事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底了解”，如古诗中所描绘的：“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原始社会或儿童时代的人所具有的境界，但在“现在最工业化底社会中，有此种境界底人，亦是很多底”，“他所行底事，对于他没有清楚底意义”。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有明显的不同，这两个境界中的人是自觉的。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是为私还是为公，用古代哲学的范畴来说，公私之分就是义利之辨。功利境界中的人是受利益驱动的，行动的目的很明确，“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其行为“最后底目的，总是为他自己的利”。如历史上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做出丰功伟业的“秦皇汉武”，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以一己之私为出发点的。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是以‘贡献’为目的”。道德境界中的人，也可以追逐物质利益，但他是为公而追求，把追得的利益贡献给社会。冯友兰以为，这就不是为利而是为义了。道德境界中的人，因为他能体会到社会这个“全”的道理。“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

天地境界中的人，超越了前三者。“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他“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全”就是《新原道》中说的“大全”，指宇宙万事万物的总名。天地境界中的人，有了这种理解，就可以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至于“正确”的具体内容，冯友兰反复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等较为空虚的概念来形容，没讲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总体来看，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结果，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则是精神的创造。冯友兰的四境界说，有着鲜明的传统烙印，是儒家重视心性修养的特点在近代中国的反映。平心而论，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是有现实生活根据的。不可否认，人的一生中，确实存在着这四种境界，但绝对不是像冯友兰所说的那样泾渭分明的。一个人在一生中，或在某一时期，存在着不同的“觉解”，甚至不同“觉解”同时集注于心灵中，是极为正常的。但有天地境界的人是极为罕见的，更多的是前三种境界。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在一个身上的交混，是经常见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