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逆转，经过了三四百年，到玄学始入了正路。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又经过二三百年，到现在始又入了正路。我们于本章以我们的新理学为例，以说明中国哲学的精神的最近底进展。

在西洋，近五十年来，逻辑学有极大底进步。但西洋的哲学家，很少能利用新逻辑学的进步，以建立新底形上学^①。而很有些逻辑学家，利用新逻辑学的进步，以拟推翻形上学。他们以为他们已将形上学推翻了，实则他们所推翻底，是西洋的旧形上学，而不是形上学。形上学是不能推翻底。不过经过他们的批评以后，将来底新底形上学，必与西洋的旧形上学，不大相同。它须是“不著实际”底，它所讲底须是不著形象，超乎形象底。新底形上学，须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底，须是对于实际，虽说了些话，而实是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不过在西洋哲学史里，没有这一种底形上学的传统。西洋哲学家，不容易了解，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废话”，怎样能构成形上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先秦的道家，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恰好造成了这一种传统。新理学就是受这种传统的启示，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著实际”底形上学。

但“新理学”又是“接著”宋明道学^②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及禅宗。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著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它不著实际，可以说是“空”底。但其空只是其形上学的内容空，并不是其形上学以为人生或世界是空底。所以其空又与道学、玄学、禅宗的“空”不同。它虽是“接著”宋明道学底理学讲底，但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至少说，它为讲形上学底人，开了一个全新底路。

……

以前大部分中国哲学家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讲空虚之学，而在于他们不自知，或未明说，他们所讲底，是空虚之学。他们或误以为圣人，专凭其是圣人，即可有极大底对于实际底知识，及驾驭实际底才能。或虽无此种误解，但他们所用以描写圣人底话，可使人有此种误解。例如《易传》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庸》说，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庄子·逍遥游》向、郭^③注：“夫圣人之心，极两仪之至会，穷万物之妙数。”僧肇^④《肇论》说：圣人“智有穷幽之鉴，神有应会之用。”^⑤又说：“夫圣人功高二仪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弥昏。”^⑥朱子讲格物致知的工夫，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些话可予人以印象，以为圣人，专凭其是圣人，即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学为圣人，亦如佛教道教中，所谓学为佛，学为仙。学到某种程度，自然有某种灵异。普通人以为圣人必有极大底知识才能，即道学中，亦有许多人以为是如此。于是有许多道学中底人，都自以为，他们已竟用了“居敬存诚”的工夫，对于实际底知识、才能，都可以不学而自能。于是他们不另求知识，不另求才能。不另求当然无知识，无才能。这些人“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黄梨洲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这些人是无用之人。他们成为无用之人，因为他们不知他们所学底是无用之学。若使他们知他们所学底是无用之学，他们即早另外学一点有用之学，他们亦不致成为无用之人。

“新理学”知道它所讲底是哲学，知道哲学本来只能提高人的境界，本来不能使人有对于实际事物底积极底知识，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事物底才能。哲学可能使人于洒扫应对中尽性至命，亦可能使人于开飞机放大炮中，尽性至命。但不能使人知怎样洒扫应对，怎样开飞机放大炮。就此方面说，哲学是无用底。

在以上所讲底各家中，了解并明说上所说底意思者，只有禅宗与阳明。禅宗明白承认圣人，专凭其是圣人，不必有知识才能。他们说：圣人所能作底事，也就是穿衣吃饭，拉屎撒尿。他们说：禅是金屎法^⑦，不会一似金，会了一似屎。不过一般人都以为他们这种说法，是反说底。又因禅宗未完全脱去宗教的成分。一般人又传说禅宗的大师，有种种底灵异。因此禅宗虽有此说，而未为后来底人，所了解，所注意。

阳明有“拔本塞源之论”^⑧。他说：“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所以至简至易，易知易从，易学易能，而以成才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阳明又说：“所以为精金，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虽分两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以此。”(《传习录》上)此说虽是而尚有一间未达。才力与境界，完全是两回事。两者不必有联带底关系。说有才力底圣人，是万镒之金，无才力底圣人是一两之金，似乎才力与境界，尚多少有联带底关系。于此点我们可以说，阳明尚未尽脱流俗之见。

“新理学”中底几个重要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但理及气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物之初”。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有之全”。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详见《新原人》)

这些观念，又都是“空”底。他们所表示底都是超乎形象底。所以由这些观念所得到底境界，是虚旷底。在这种境界中底人，是“经虚涉旷”底。

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虽是“经虚涉旷”^⑨，但他所作底事，还可以就是人伦日用中底事。他是虽玄远而不离实用。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虽“经虚涉旷”，而还是“担水砍柴”，“事父事君”。这也不是“担水砍柴”，“事父事君”，无碍其“经虚涉旷”，而是“担水砍柴”，“事父事君”，对于他就是“经虚涉旷”。他的境界是极高明，但与道中庸是一行不是两行。

在这种境界中底人，谓之圣人。哲学能使人成为圣人。这是哲学的无用之用。如果成为圣人，是尽人之所以为人，则哲学的无用之用，也可称为大用。

选自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新原道》

〔注释〕　①形上学：即形而上学，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　②道学：冯友兰先生把道学规定为“本来一个时代思潮的名称”，它不仅指“程朱”派的“理学”，也包括“陆王”派的心学。　③《庄子·逍遥游》向、郭注：向秀、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代表人物。向秀，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　④僧肇(384—414)：东晋时期僧人，原崇信老庄，后出家从鸠摩罗什门下。擅长般若学，著有《肇论》等。　⑤“智有穷幽之鉴”句：出自《肇论·般若无知论》，谈到般若之“智”和常识之“知”的关系。原句为“然则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用无虑焉”，意思是“圣智”能深入明鉴万物的玄冥幽微处，不含人世的惑智，遂能深远鉴照万物万事背后的实相玄理;而“神会”乃适机应会万物的功用，故能不动心起念，无虑随缘应会万物，所以能超然独立世外，不被俗务所累。　⑥“夫圣人功高二仪而不仁”句：出自《肇论·般若无知论》，意思是圣人对物无所分别，一视同仁。但圣智并非如木石一般无知无觉，而是一种异于常人的“神明”，所以不能以世俗眼光论。　⑦金屎法：佛教语。禅宗指参禅。指不会就是黄金，会了就如同狗屎。　⑧拔本塞源论：本指树根，源指水的源头。拔本塞源，意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阳明主要是就“私己之欲”、“功利之毒”而发，要人们学习圣人之学。因为圣人之心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圣人之教就是推广“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此来克除人的私心，去掉其蒙蔽，恢复人们的本心。　⑨经虚涉旷：郭象《庄子注》中“未能经虚涉旷”。指不着形象、超乎形象，取消了有无、天人、内外等一系列对立的思维方法和人生态度。

〔鉴赏〕　冯友兰(1895—1990)，现代著名哲学家。河南唐河人。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幼年在私塾接受传统儒学的熏陶。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和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职。从1939年到1946年，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这些著作构筑了一个“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是冯友兰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他治学融合中西，在用西方新实在论改造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构造了中国哲学的“新统”。

冯友兰称，新理学不是“照着”而是“接着”宋明理学(冯友兰习称“宋明道学”)讲的。一字之差，要表明的是他没有照搬宋明理学，而是有所创新。具体来说，新理学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它须是‘不著实际’底”。“不著实际”就是冯友兰一再强调的“真际”。他把宋明理学的“理”换了个名称叫“真际”，而“实际”则为宋明理学的“气”。具体来说，“实际”与“真际”的关系，就是“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关系。冯友兰以为，“真际”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出来的，他说：“必须先有个飞机之理，然后才有飞机。”(《三松堂自序》第252页)只有懂得制造飞机的道理，人们才能制造出飞机。这就是冯友兰常说的“理在事先”，“在时间上，理先于具体事物言;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同上书，第253页)。人类在制作器物时，往往在头脑中先有关于这一活动结果的蓝图。活动的结果观念地存在于制作者的脑海中，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但人类对制造飞机的道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来自无数次制造飞机的实践活动，冯友兰把这一实践过程全抹掉，宣称具体事物是以抽象概念为存在的。这样的“理世界”，是以抽象概念为先于物质世界并产生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主张，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的，其所说“不著实际，可以说是‘空’底”就是很言简意赅的说明。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讲空虚之学，而在于他们不自知。”他认为就中国哲学史而言，只有禅宗与王阳明的学说没有犯这方面的错误。

冯友兰自称，“知道哲学本来只能提高人的境界，本来不能使人有对于实际事物底积极底知识，因此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事物底才能”。新理学的使命，不是提高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他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就是求得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天地境界”。在冯友兰看来，新理学中“理”、“气”、“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于天”，达到“天地境界”的地步。冯友兰对人生境界的诠释，在《新原人·境界》中已有分析。

新理学体系创建于传统文化面临深刻危机之时，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学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新理学的创立，借鉴了西方哲学的一些东西，这种借鉴的基础是对本土哲学的一种深切理解与认同。引入西学更新传统哲学，是对传统文化精神一个新把握。这也许是今天我们研读冯友兰著作时，最大的一个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