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麟

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

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根据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势的观察，我敢断言，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在生活方面，为人处世的态度，立身行己的准则，大家也莫不在那里争取完成一个新儒者的人格。大多数的人，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不能自觉地发挥出来。有许多人，表面上好象在反对儒家思想，而骨子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实际上反促进了儒家思想。自觉地、正式地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只是时间早迟、学力充分不充分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的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但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的输入，好象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沉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如不能经过此考验，度过此关头，它就会消亡、沉沦而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的问题，就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让五花八门的思想，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化，漫无标准地输入到中国，各自寻找其倾销场，各自施展其征服力，而我们却不归本于儒家思想而对各种外来思想加以陶熔统贯，我们又如何能对治这些纷歧庞杂的思想，而达到殊途同归、共同合作以担负建设新国家新文化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在西洋文化大规模的输入后，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

根据上面所说，道德传统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西洋文化的输入与把握，皆足以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原载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第1期

〔鉴赏〕　贺麟(1902—1991)，现代哲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6—1931年在美国研读西方哲学史，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5年起在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在中国哲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也是黑格尔研究专家。他沿着理性主义思路，把新黑格尔主义同陆王心学结合起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学”四大家之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儿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运动。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志士仁人们从深层次认识到，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根源，在于文化上的危机所致。贺麟对此有同感，断言“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思考的重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向。其文化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书中对涉及文化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探讨，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观。贺麟于1941年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后收录《文化与人生》中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首先提出了“新儒家”的概念，对复兴儒学的基本主张作了详尽的阐述，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他强调，“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将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建立一种“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的新儒学，以期“蔚成新儒学运动”，是他努力的方向。

此文是要为他提出的“新儒家”思想张目，贺麟的理由有三个：

其一，中华民族的复兴，取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危机，主要是儒家思想失去了应付新文化能力的危机。在民族复兴的时代，中华民族不仅要争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还要争取儒家文化的复兴，实现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收复文化上的殖民地。在贺麟看来，“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他认为，儒家思想要有真生命，就必须不断自我拓展，言孔孟所未言，行孔孟所未行。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就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够复兴、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能否复兴的问题。

其二，以诸子之学来发挥孔孟之道，发扬孔孟的真精神。新文化运动是形成新儒学思想的一个大转机。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学的僵化部分，“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借此机会，可以提倡非儒家的诸子思想，“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形成新的儒家思想。

其三，援西学入儒，以收复文化上的失地。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如果“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这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贺麟认为，“儒化西洋文化”是有可能的，这样中国将会获得文化上的自主权。否则，儒家思想就会沉沦消亡，中华文化就会陷于“文化上殖民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排斥西洋文化，而是要彻底把握西洋文化。只有让输入到中国的外来文化，归本于儒家思想而加以吸收、转化、利用、陶熔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才能担负起建设新国家新文化的责任。“儒化西洋文化”的本质，是在对西洋文化的把握的基础上，去促进新儒家思想的形成。

贺麟提出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被视为现代新儒家的纲领。一方面，他重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离开儒家文化，近代以来国人所面临的精神家园迷失问题，便得不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要始终抱有开放的胸襟，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贺麟对传统儒学的根本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主张必须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及其他哲学，如传统文化中的非儒家成分，来充实改造传统儒学，只有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