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美吟(其三)》

2022-07-11 可可诗词网-红楼梦诗词鉴赏 https://www.kekeshici.com

《五美吟(其三)》明妃

明妃

林黛玉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这首诗是吟咏王昭君的。它描写了昭君的不幸遭遇,指出了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不是别人,正是昏庸的最高统治者,抒发了自己对“红颜

薄命”现象的愤慨之情,确实“命意新奇,别开生面”。

首句写昭君出塞。明妃即王昭君,因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故后人改“昭”为“明”。据《后汉书·匈奴列传》记载:“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人以示之”,昭君便是其中之一。“绝艳惊人”,代指明妃。艳,艳质,指佳人、美人。艳而曰“绝”,曰“惊人”,极言其美。《后汉书·匈奴列传》说:“昭君丰容靓饬,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西京杂记》也说昭君“貌为后宫第一”,是绝代佳人。“出汉宫”三字,写昭君离开汉朝宫廷,远嫁单于。这七个字,不仅形象而且概括地表达了昭君出塞的完整故事,同时也暗示了黛玉对昭君出塞的不幸遭遇的同情。绝句贵在开门见山,起首突兀,这一句确是做到了这一点。“红颜命薄古今同”,承“出汉宫”三字而发,但又不限于指昭君出塞,含蕴极为丰富。就昭君而言,是天生艳质,故以“红颜”许之,但自古佳人多薄命,昭君也不例外。她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少女,被“送入掖庭”,离开父母,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这是她的一不幸;既已入宫,她希望能够得到君王的宠幸,平步青云,而命运却偏偏与她作对,“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这是她的二不幸;作为一个汉宫的绝代佳人,不但不能专宠后宫,反而被皇帝当做礼品,赐给匈奴,这是她的三不幸。因此,黛玉说她“命薄”,没有福分。《双珠记传奇》有云:“怎耐她血泪纷纷如霰,红颜薄命,古今常见。”和《双珠记传奇》看法一样,黛玉也认为从来红颜多薄命,昭君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古今同”三字,把古与今、一般和个别联系起来,既是咏昭君,又是对自己命运的感叹,更是对大观园中的众姊妹与俏丫鬟们遭际的感叹。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或“哀哉千秋魂,薄命无二致”(脂评抄本《红楼梦》六十四回回前评),都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是谁造成了“昭君出塞”、远离故乡故国的悲剧结局呢?黛玉在后两句中做了明确的回答。《西京杂记》记载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即明妃)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乃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这就是说,所以造成昭君的不幸,主要是由于画工收取贿赂、从中作祟,而元帝并没有责任。这个观点影响了后代许多诗人和剧作家,但许多不苟同前人的有识之士却大唱反调。王安石就认为昭君远嫁匈奴并非画工所为,毛延寿被杀实属冤枉。他在《明妃曲》二首中说:“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为毛延寿叫冤,这是他的创见,但昭君的悲剧命运究竟要由谁负责,他却没有明说。欧阳修曾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和《再和明妃曲》二首,他在最后一首中对昭君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做了深刻的说明,他说:“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欧阳修认为是“汉计诚已拙”,责任在于元帝糊涂。黛玉的观点显然受了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启发,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二句,作者使用了一个让步句式,说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长恨歌》)。元帝本是好女色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派人选天下美女入宫?再不然元帝为什么要“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不就是要挑个绝色美丽的女子吗?如果元帝真不“重色”,为什么他一见昭君,“大惊,意欲留之”呢?当然,他还是让昭塞出塞了,这似乎说明了“君王轻颜色”,即轻视女色,其实那是他“重信于外国”,是出于万不得已。退一步说,就算元帝“轻颜色”,他也应当先看看赐予匈奴的女子如何,而不该“按图以昭君行”,轻易地把决定昭君命运的大权交给画工。黛玉认为,不论怎么说,造成昭君的悲剧命运,元帝是难辞其咎的。

由此可见,黛玉的观点和欧阳修是不尽相同的。欧阳修一方面指责元帝昏庸无能,身边的事尚且如此,怎么能御敌于千里之外?同时,又说:“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他要让昭君,也让和昭君有同样命运的人,不要怨别人,而要怨自己命不好,说来说去,还在是为皇帝开脱。而黛玉则不同,她把古往今来的“红颜命薄”者同最高统治者直接联系在一起,既不“怨春风”,也不“怨画工”,把矛头直指皇帝,说明昭君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元帝造成的。从而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小说中那些断送了青春、流干了眼泪、呕尽了心血的美丽女子,她们的不幸遭遇也正是由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造成的。黛玉在诗中对这个问题看得十分准确,她的议论廉厉铎悍,击中要害,她的观点不苟同前人,精邃卓异,确实体现了她反传统的叛逆性格。

宝钗和黛玉思想性格不同,她对黛玉的说话“尖刻”、锋芒太露每有微词,但她对这首诗却赞不绝口,高度评价。她说:“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宝钗这个评论,切中肯綮,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