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杂记《相如死渴》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 “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 ”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的故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本篇的故事梗概全同《史记》。两相比较，《史记》叙事严整有法，琴挑、当垆的情节亦很生动，以大端言之，胜于本篇。但本篇后起，其中掺杂了民间传闻，经作者加工整理，颇有自家特色，所长之处又非《史记》所能掩者。

本篇细节描写很生动。司马相如因与卓文君回成都后“居贫愁懑”，经济上的困窘给蜜月罩上了阴影。但是二人毕竟情爱至笃，于是“以所着鹔鹴裘”作抵押，赊酒为欢。这是《史记》没有的一笔，人情味很浓。苦中作乐，反映出二人的欢爱及同命运斗争的精神。而脱裘换酒，则展现了二人特别是司马相如疏狂豪放的精神面貌，使人想到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名句。后世陶潜、李白、苏东坡、金圣叹不都有过类似的豪举吗?可以说，本篇这一笔在一定程度上沾溉了民族精神的疏狂一面。但作者并没有就此住笔，而是写二人酒入愁肠，求欢反悲，“文君抱颈而泣曰： ‘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裘贳酒!’”有了这一转，二人心理层次复杂了，文君的形象更为丰满，文章的小说味道也随之浓厚了。

本来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二人却是刚刚冲破礼法牢笼飞向自由天地的比翼鸟，故有脱裘换酒的豪举。然而瞻前顾后，父女情薄、世人冷眼、前景维艰，又怎不令人悲从中来?于是豪情消退，哀伤顿生。寥寥数语把相如、文君的心理变化写得层次分明、动人心扉。“抱颈而泣”描画出卓文君在所爱面前的骄态，而“平生富足”的慨叹又表现了富室千金特有的心境。一般来说，这样的细节描写是小说笔法，而与史家有异。《左传》中有类似写法，故韩愈讥为“浮夸， 纪昀质疑“谁闻之欤?”所以， 就这一点论，本篇的文学色彩要比《史记》本传浓厚些。

本篇的叙事时序也有特点。先从相如、文君还成都写起，再写相如卖酒，卓王孙不得已厚给文君，夫妻成为富人。然后插入一段补叙，描写文君娇好的容貌，交代其青年寡居的遭遇，以及不顾礼法和司马相如结合的过程。这种倒时序叙述使文章开端突兀，吸引读者，并突出了脱裘换酒的主要情节。又通过补叙介绍卓文君，笔墨集中，人物形象更为鲜明。补叙之后，叙述线索重接前文，完成了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悲剧。

从故事情节看，本文与《史记》有两点差异： 一是卖酒辱卓王孙的地点。《史记》写二人专程回临邛，到家门口羞辱之;而本篇则为成都本地。既然是有心与无情老父斗争，那么回临邛更有力量一些。这一点当以《史记》为优。一是相如之死。《史记》虽提到司马相如有消渴之疾，但没有明言即是死因。而且相如、文君结婚后，相如才开始在武帝朝的仕宦生涯，主要文学作品都是此后写成，并非如本文所写婚后消渴疾病严重起来，而又无自制力，以至丧生。本文的写法自有其道理。作为司马相如的生活轶事，以情爱始，以情爱终，构成紧凑、完整的故事。前文相如与文君的性格基调可谓放诞风流，如此结局，性格上也是为其才华风骚所动。相形之下，本文这方面显得薄弱，但就整个形象看，《史记》着意表现司马相如的文才、故写文君私奔也是事所必至，而强调了相如的好色、放诞。这样处理，未免使卓文君追求幸福的美好行为略有减色了。

作为一则轶事，本文确实当得到“意绪秀异，文笔可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评语。若以现代小说标准衡量，则尚未臻成熟境界。不过，这毕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表现婚恋自主的作品之一。这一主题延至后世，有明清之际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有千古绝唱的《红楼梦》，旁及戏曲则有《西厢记》，虽然早已出蓝胜蓝，但细心的读者还是时而会依稀从中看到相如和文君的风流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