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答李翊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 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 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 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耶?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耶? 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于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 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 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 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 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 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唐代的古文运动，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是从李华、萧颖士、元结、梁肃、独孤及、柳冕、韩愈、柳宗元等人逐步完成的。韩、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仅使古文运动的理论更系统完善，而且成功地用之于创作实践，是众所公认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

韩愈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政治上的永贞革新，经济上的漕运法和两税法等的实施，文化上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都是为了改革。

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就是一次振兴儒学的运动。他曾一再地表明：“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所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儒道。学古文是为了守道，学古文是为了传古道。道是目的，文是贯道的工具，这就是韩愈所以要发动古文运动的目的。为了扩大古文运动的影响，韩愈常常凭借其社会地位来鼓励后进之士也走他们的道路，并且利用回答后进之士向他们行卷以请求提拔和教益的机会大力宣传他的那一套文学主张，《答李翊书》就是其中的一例。

《答李翊书》写于贞元十七年(801)。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韩愈曾盛赞李翊有“出群之才”。可是，有人认为“篇中所论，翊殆不足与闻”。因而，有“李翊或作李翱”之说。究竟是李翊，还是李翱，不是本文要论证的范围，我们的任务是对《答李翊书》的内容进行分析。

所谓《答李翊书》，自然就是对于李翊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遗憾的是，由于看不到李翊的原文，因而也就不可能知道李翊向韩愈提出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从韩愈所说的“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的话中可以想到，李翊所提出的一定是关于作文的问题，也就是“立言”的问题。

有两种“立言，“蕲胜于人而取于人耶?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耶”，前者指的是时文，后者指的是古文。时文，也就是骈文，是韩愈所极力反对的，当然不会告诉李翊去如何作这样的文了，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便置之不论。“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说得详尽具体，而且难度大，要求高，不乏赞美之意，德是“根”和“膏”，言是“实”和“光”。“仁义”，就是道德。韩愈在《原道》中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所以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因此，只有长时期地、不间断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成为古之立言者。在《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中，韩愈曾说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其有德而有言也。”所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一句，也就是“有德者必有言”的意思。“德”和“言”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然而二者又有联系。就言的内容来说，有德之言，这就是真正的言论，即所谓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有德者必有言”，正是从言的内容方面来说的。梁代萧纲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第一句话不过是门面，第二句话才是本质。事实上，梁时代的作家们，文章固然放荡，而立身则不一定谨重。这种文、行分裂的思想，直到韩愈的时代，余波尚存。针对这种思想，韩愈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强调作家们自我道德修养的重要，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怎么样进行道德修养，从而成为能“言”者呢?韩愈以自身为例作了一番现身说法： 第一，要选定应该读的书，那就是“三代两汉之书”;立下不可动摇的志，那就是“圣人之志”，并要苦思冥思、如醉如痴地去追求。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去掉那些不符合圣人之道的陈词滥调。这是很难的。对于别人的非难和嘲笑也不放在心上。这是第一阶段。第二，要继续努力，直到可以识别“古书之正伪”。对于那些虽然正确，可并未达到最高境界的思想，能够区分黑白，对于那些虚伪的和不正确的东西坚决摈弃。这时写起文章来，文思就通畅，“汩汩然来矣”。有人对自己的作品耻笑时，就高兴;称赞时，就担忧，说明还有陈词滥调存在。这是第二阶段。第三，达到了“浩乎其沛然”的境界，写作时还是要细心地去省察有没有什么杂质，省察的结果的确是“其皆醇也”，那就可以放开手去写了。虽然到了这样的境界，还必须继续不断地加强修养，要做到“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活到老，学到老，一辈子都得不断地加强修养。这是为什么呢?“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在这里韩愈又作了一个比喻： 气如水，言如浮物。韩愈所说的“气”，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也就是正气。正气就是真理。手中有真理，气自然就可以盛起来了。“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因此，就应该不断地加强修养。可是，气可以和水相比吗?“水大而物之浮者”，的确可以“大小毕浮”;那么，“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能够“皆宜”吗?说话，作文章，有一个方式和方法问题又有一个表达技巧问题。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是属于表达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是一个技巧方面的问题。所谓“理直气壮”，手中有真理，只能保证内容的正确，并不一定能保证表达得恰当或巧妙。因而，把气比作水就是不确切的了。这种不确切的比喻，很容易导致不重视艺术技巧的偏向。

不过，韩愈所谈的他的学习古文的经历和过程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惟陈言之务去”更有价值。文贵创造，如果通篇都是夸张和滥话，那是只能令人望而生厌的。然而，对这句话的理解，也曾产生过这样的偏向，例如李翱说：“假令述笑晒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答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辗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也。”因为前人已用过了就不能再用这样的一些词，必须自己去创造新的词汇，这才是“造言之大归”，那么，这样的创新，谁还能读得懂呢?这自然是对“惟陈言之务去”的一种曲解。

在韩愈发动古文运动之前，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骈文。因而，在文章的最后，韩愈很有鼓动性地说道：“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这种不顾个人利害得失、一心一意为事业着想的精神，也是非常宝贵的。文学，毕竟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缺乏献身精神，是创作不出伟大作品的。应该说这也是《答李翊书》的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