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文《答谢中书书》

2024-02-14 可可诗词网-古代诗文名篇 https://www.kekeshici.com

陶弘景文《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据明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隐居集》)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重要思想家,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对人说:“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性好林泉,向往“隐居以求志”,而“不愿处人间”(《与亲友书》)。虽宋末奉朝请,为诸王侍读,入齐后更得齐高帝器重,然其身在朱门却不交外物。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上表辞禄,隐居句曲山(即茅山,今江西西南)。后梁武帝即位,屡加礼聘,仍坚辞不出。故《梁书》列入《处士传》,《南史》列入《隐逸传》。与当日许多人一样,陶氏在出世与入仕问题上是有过思想斗争的。应该说,他对仕途也抱有过希望,在《与从兄书》中他说: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抽簪高迈。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请,头颅可知,不如早去。”可见他是因官场难遂人意,才决意引退的。

陶氏博览群书,善解术数,又“性好著述”,擅长骈文。《隋志》记其有《文集》四十五卷,已佚。《答谢中书书》先见于《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是现存陶文中的一篇代表作。与陶氏《答虞中书书》和《答赵英才书》不同,这通短札意不在倾谈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在叙述朋友间契阔离别之情,而专意在江南山川风物之美的描摹上。由于其状物生动,文辞清丽,故一直被人推为骈体山水小品的佳作。

自东晋而及南朝,有一批拥有稳定政治地位与经济来源的士人,不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既得利益者,还是精神世界的主人。他们因家族的仕宦历史与本人的官场历练而谙于政治,有的乐此不疲,有的则因厌腻无聊转而追求清空澄明的心境,渴望与天地同流,与山水相酬答,他们或耽溺于庭园的营造,或皈返自然,喜与释道人物及隐居高士交往,因此对山水之美有了认识。而舆地之学的兴起,与北地风光迥异的南方山水之美的激动,更激起他们表达这种自然之美的欲望。因此在这一时期,山水文学开始萌生,所谓“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正道出了这一情况。当然,就赏鉴自然之美所达到的审美层次而言,由东晋而至梁、陈,数百年间,一方面呈不断演进的趋势,一方面则又因人而异。陶弘景在这通短札中对自然之美的揭示,较之同代人就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在他那里,山水不再是陪衬物,如传统画中的背景,而被置于前台,成为着意抒写的中心。因此,虽然“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本篇仍有与马第伯《封禅仪记》、王羲之《兰亭集序》不同的地方。

陶弘景具有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在这通书札中,他用简洁的语言,描绘的却是一幅生意盎然的自然图景。阴阳昏晓,鸟鸣猿啼,让人留恋,使人痴迷。如不是以太虚不拒万有、真空不离色相的胸怀投入自然的人,那得如此清新的文字?当然,陶弘景喜好自然,虽处朱门广厦对此仍心驰神往,隐居后吹笙听松,对月流叹,几乎摒绝所有人事,还有它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为了“任性灵而直往,保无用而得闲”(《答赵英才书》),这层意思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表达过。所以,当日齐高帝以“山中何所有”相问,他答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言辞之间隐含着对当权者萦怀俗务,难得澄思静心以应自然的数落。所以尽管他对梁武帝咨询有所谋划,终不为其礼招手勅所动,而甘愿做一头自放于水草之间的牛,恰如野龟曳尾于涂中。也就是说,他对自然的喜好不仅出于纯感性的审美观照,而且还有着内在的理性选择。他所欣赏的山川风物之美,是一种足以证道的主观的美。唯此,他在描摹它们时没有华奢铺张,也没有咽露秋虫、舞风病鹤的病态呈示,表现出非躁进之士所能梦见的淡泊、清新,令人想见一个爱自然而不雕琢的高洁隐士的风采。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陶氏此书对自然的描摹隐含着丰富的意趣,但他没有像当时许多人(包括他本人有些文章)那样,以理语入诗入文。我们看他的《寻山志》,描摹自然不可谓不生动,“日负嶂以共隐,月披云而出山,风下松而含曲,泉潆石而生文”,“石孤耸而独绝,峰悬天而似浮”,与本文“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所揭出的风景并无二致,然其最后归结为“反无形以寂莫,长超忽乎尘埃”。相比之下,《答谢中书书》就显得意境完整,体现出一种深邃之美。

此书还表明了陶弘景是一个善于将自己的审美感受物化出来的高手。这通书札短短只六十二字,便由形写到色,概尽俯仰所见;由静写到动,极其昏晓之变。从整篇构思而言,则由自然景物写到主观感受,层次鲜明而丰富,概括力极强。用骈文写景而能臻自然之境,是本篇的又一特点。一般说来,古文重气势跌宕,文风自然而疏畅;骈文求法度森严,文风典雅而华赡。故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谓: “古文如写意山水,俪体如工画楼台。写意非通人莫办,工画则匠手可勉。”自南齐永明盛行音韵之说,始为新变,影响及于梁、陈; 文笔之辨,宋、齐始盛,梁、陈益严。这些对骈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使它因极貌写物穷力追新而多有滞累。陶氏这通书札却能脱去此病,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清骈文名家陈维崧在所著《四六金针》中曾将骈文分为上、中、下三格,以“浑成格”居“精严”、“巧密”两格之前,因其“辞意明白,浑然天成”,高于“法律精严,妙入规矩”或“用事巧中,无少疏漏”。陶氏此文足可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