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轼文《答谢民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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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苏轼文《答谢民师书》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 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 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 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本文是苏轼晚年的一篇重要文论,写于元符三年(1100)。当时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登门求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誼。苏轼离开广州后,两人继续书信往来,本文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

信的第一段主要是写自己接到对方来信的感激心情。头几句虽是写信时的套语,但词谦语恭,表现出苏轼对谢民师的亲敬及苏轼为人的谦和。接着追忆近年来之所以寡交的原由。“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而敢求交乎?”意思是说,我天性拙直,学问低下,因获罪多年,被贬废置,故不敢再居于士大夫的行列。渡海北上,见到平日的亲友,心中十分惭愧,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何况与您素不相识,哪敢求交?这几句话,尽管是谦词,但说得很有分寸,谦中自负,不卑不亢,而且话外音含有持节不变不与时流同污之意。作者接下来写相交的感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苏轼并非天性不喜交往,而是无可交之人。一旦交得其人,他便不禁大喜过望。这从他对谢民师亲敬有加中可以看出。这一段破书信之俗套,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写信人的真情实感,显得劲洁委婉。

第二段是本文的中心段,苏轼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从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先对谢民师的“诗赋杂文”作出评价。“观之熟矣”,说明苏轼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礼貌恭维,而是经细心阅读、精研,然后得出的评价。苏轼的评价是很高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巧妙地运用“行云流水”作比喻,来说明谢文(诗赋)无法之中有法、自然而富有生气的特点,实即夫子之自道。这正是苏轼对创作的一贯主张,如在他的《文说》等文章中我们就可以见到类似的话语。

苏轼在评价完了谢氏文章后,自然而然过渡到论“文”上来,从而使上述论点进一步深化,并为“评价”提供理论根据。

苏轼对于孔子的“辞达”说创造性地加以发挥: 把“辞达”与“言文”联系起来,赋予“达”以新的含义。究竟怎样才算“达意”?孔子没有进一步说明。而一般人却误以为不难,只不过表达出意思罢了,可以不讲究文采。苏轼认为这是不对的,“辞达”即“文”。苏轼结合创作过程认为“文”有两个阶段: 先是“求物之妙”,这也是“达”的第一层含义,即“达于物”,亦即说要像“系风捕影”那样,对外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客观外物的奥妙底蓄了然于心。也就是要“得成竹于胸中”。第二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即善于用语言文字将心中的物象事理表现传达出来,这是“达”的第二层含义。只有物、心、文三个环节两个阶段全部贯通,才能称得上“辞达”,才能称得上“文”。

综上所述,“文”的含义不单纯是运用语言文字的问题,而且还包括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感受以及表现等多种阶段;换言之,要达到“文”的境界,就要求对物象进行深刻的观察,对事理进行入微的研究,并恰到好处地传达它。

诗人首先强调的是“内容”,“文”只有适合于“内容”、有利于表达“内容”时才有意义。正因为这样,诗人对那种辞语浮艳和艰涩的文风,表示不满。第二段的第三部分正是对这种文风的抨击,且作为上述论点的论据。接着作者从文学史上撷取正反例子对上述论点加以证明。诗人选取的反面例子是扬雄。作者在对扬雄的批判中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扬雄为文之弊就在于他的思想本来是“人人知之”的“浅易之说”,本不足道,这还可恕,更为糟糕的是他“好为艰深之辞”,以掩饰其浅薄的内容,这样就成形式主义(亦即“雕篆”)了。作者进一步指出,是否“雕虫篆刻”并不在于音节等形式因素如何,而在于内容如何,在于形式与内容是否相称,形式是否为内容服务。正因为如此,作者非常推崇屈原《离骚经》及贾谊的辞赋。作者认为一味追求形式的扬雄,其作品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经典;而屈原、贾谊虽然使用的是扬雄所鄙视的形式,但因为有内容有文采,“盖风雅之再变者”,所以其作品却是伟大的。作者接着说:“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这两句大有深意: 苏轼之所以觉得“难与俗人言”,是因为世俗之人争相因袭辞艰深文浅陋的做法,并已成为时代的痼疾了!由此可见,作者驳斥“好为艰深之辞”的扬雄,旨在力矫当时艰涩的文风。

行文至此,作者的见解已基本说完,接着引用欧阳修的话巧妙作结:“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愧悚不已。”用“精金美玉”来比文章,说明文章本身自有审美价值,它不会因别人的议论而有所增损。

主要内容说完之后,又回到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并告知对方自己的行程,以此作结,干净利落,轻松自如。

本文兼书信与议论文于一体,既有议论文的逻辑严谨的特点,又有书信那种亲切感人的魅力;既体现了苏轼政论文特有的雄辩恣肆的风格,又如“行云流水”,意之所到笔亦随之,显得摇曳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