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诗《舂陵行》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 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 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据中华书局本《元次山集》)

自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租赋都是当地自用，不上缴中央，致使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在江南进行横征暴敛。科目之多，赋税之重，令人咋舌;“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新唐书·杨炎传》)。而且将这一切赋税全部加在无权势的“土户”农民身上。同时，从治安而言，唐王朝的西部和南部也不安宁，常有吐番和“南夷”起事。代宗广德元年(763)岭南“溪洞夷”和“西原夷”少数民族为反抗唐王朝的压迫而侵扰附近州县。十二月，“西原夷”攻破道州，占领月余。代宗为安定道州，九月任命元结为道州刺史，元结于次年五月到任。上任不满五十日，收到的各种征兵催税的官府命令便有两百余宗。而道州经过当时的“西原夷”少数民族的侵扰，已从四万余户减到不满四千户，实是不胜负担。于是，他便为民请命，上了《奏免科率状》，奏请免去百姓历年积欠的租税，并根据现有的实际户口征收赋税，免去其他科率。并说：“苟若臣所见愚僻，不合时政，干乱纪度，事涉虚妄”，“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能体恤人民，敢于直谏，终于得罪，于次年罢官。《春陵行》写的便是元结任道州刺史时对征赋所持的态度。

诗的头四句，先说赋税多，刑罚重。“军国多所需”是本诗所述祸害的关键。官府要挥霍，军队要消耗，所需自然很多，于是朝廷紧责地方官吏征缴赋税。而在任的州官县官，或为了免受处分，或为了邀功请赏，都以严施刑罚来向人民榨取收入。“刑罚竞欲施”的“竞”字，画出了一般地方官吏的穷凶极恶之状。上司征缴之“切”，地方官吏“竞欲”以刑罚逼迫百姓之甚，概述这一势态全为下文张本。同时，也给刚到任的道州刺史元结一股精神压力，是效尤上法，还是体恤百姓?在这两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

从“供给岂不忧”起十二句，通过对道州百姓的困顿的描述写了诗人的内心矛盾。这个地方不大的道州，经过战乱祸害，遗留下来的人实在困顿疲乏。大的乡村所剩不到十户，大的家族也已人丁稀少，嬴弱不堪。他们天天吃草根、树皮，说话没有气力，走路时想走快点都做不到。“大乡”六句是对“遗人实困疲”的具体描写，根源是“乱亡”。正因为这样，所以这部分开头两句说：“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供给军国所需这种大事岂能不放在心上令人忧虑呢?但当地的百姓已如此困苦，再去征敛岂不更为悲惨?诗人实在不忍，因此接着写道：“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这些穷凶极恶的事，诗人是断然不干的，以此呼应“征敛又可悲”句，这才道出了诗人所以会“忧”的原因。至此，诗人体恤百姓困苦之心毕现。这与诗的头四句是一折。

从“邮亭”句起二十二句，又是一层。是在前两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写政府催逼之急和诗人的内心矛盾。先四句写官府催缴赋税既多又密，既严又紧，不但没有宽限，反而为期更短。跟本诗的开端四句一样，给诗人造成了压力，比之前者是进了一层。在这重压下，诗人怎么办? 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州的刺史，诗人知道，老百姓已经一贫如洗，无可搜刮，除非要他们去卖儿卖女。这话一出口，又恐怕立刻会引起变乱;他们已经怨声载道，这种怨恨和悲伤又有谁能知道! 去年冬天“西原夷”来骚扰，杀人夺物几无遗留;大家都希望朝廷派来的官吏能惠爱抚恤他们;现在“王官”已来，怎么能再将他们驱赶不让活下去呢?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皇上交给地方官的使命，现在我接受了派遣，作为一州之长，而州县里因急征暴敛致使发生变乱，那又将是谁的罪过? 以上四组因果式思维，既表现了诗人的内心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同时也说明了诗人处处能为体恤人民和坚持职守考虑。这四组，实际上又是四个小折。通过全面考虑，终于解开矛盾，获得胜利： 我甘愿延缓催租，蒙受责罚。至此，诗人的思想已由前面的“忧”、“悲”变为见义勇为，慨然承担一切责任，出现了质的飞跃。至此，又是一折。这一层的结构与前面完全相同。前面(在赏析时分了两层，其实是一层)是提出问题，而这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写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余下的是最后一部分，诗人在思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从重职守的角度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思想。前四句通过正反说理，继续勉励自己。以往贤明的官吏都很重视尽自己的本份处事，而憎恶以个人的祸福为转移。所以作者认为严守本份是可贵的，不要去违背本份，迎合官场时尚。至此诗人的思想更上一层楼，决心为弱者挺身而出，终于唱出了见义勇为的正气歌。想及穷困孱弱的老百姓，应该正直守份做个不做亏心事的刺史，这比前面“蒙责固所宜”又进了一层。这又是一折。

最后是诗的结尾。这时，诗人的思想已完全处于超脱状态，因而以不无神彩的笔调高兴地写道：“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自豪和兴奋的情态跃然纸上。

全诗由提出问题、写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决心以前贤为榜样，重守分、希望此诗能成国风，上达皇上，下传于世，前后共四大折。因此，这首诗以抒写胸臆见长，可以说是以情动人的佳篇。写道州遗民的困顿，不是本诗的重点，更不是目的，而是写胸臆的基础。写胸臆，一折再折，以曲见胜;情绪跌宕起伏，逐步推向高潮，形成浩然壮气!

这首诗，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诗中指出造成当地人民苦难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西原夷”的骚扰，然而在此情况下，官府还要横征暴敛，这就有力地揭示了官凶于“贼”的黑暗现实。本诗正因为具有这种尖税的批判锋芒，受到了杜甫的高度称赞。杜甫的《同元使君舂陵行》云：“道州忧黎民，词气浩纵横。两章(指此诗及《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作者对诗歌提出了“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元次山集》卷一《二风诗论》)的要求，希望诗歌能够做到“上感于下，下化于上”(《元次山集》卷二《系乐府十二首序》)。这首诗的批判性正是继承“古人规讽”的创作精神。杜甫也指出这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序》)。全诗语言质朴，毫无雕饰的痕迹。金代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评曰：“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颇为后人所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