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诗《舂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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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诗《舂陵行》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 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 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据中华书局本《元次山集》)

自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租赋都是当地自用,不上缴中央,致使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在江南进行横征暴敛。科目之多,赋税之重,令人咋舌;“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新唐书·杨炎传》)。而且将这一切赋税全部加在无权势的“土户”农民身上。同时,从治安而言,唐王朝的西部和南部也不安宁,常有吐番和“南夷”起事。代宗广德元年(763)岭南“溪洞夷”和“西原夷”少数民族为反抗唐王朝的压迫而侵扰附近州县。十二月,“西原夷”攻破道州,占领月余。代宗为安定道州,九月任命元结为道州刺史,元结于次年五月到任。上任不满五十日,收到的各种征兵催税的官府命令便有两百余宗。而道州经过当时的“西原夷”少数民族的侵扰,已从四万余户减到不满四千户,实是不胜负担。于是,他便为民请命,上了《奏免科率状》,奏请免去百姓历年积欠的租税,并根据现有的实际户口征收赋税,免去其他科率。并说:“苟若臣所见愚僻,不合时政,干乱纪度,事涉虚妄”,“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能体恤人民,敢于直谏,终于得罪,于次年罢官。《春陵行》写的便是元结任道州刺史时对征赋所持的态度。

诗的头四句,先说赋税多,刑罚重。“军国多所需”是本诗所述祸害的关键。官府要挥霍,军队要消耗,所需自然很多,于是朝廷紧责地方官吏征缴赋税。而在任的州官县官,或为了免受处分,或为了邀功请赏,都以严施刑罚来向人民榨取收入。“刑罚竞欲施”的“竞”字,画出了一般地方官吏的穷凶极恶之状。上司征缴之“切”,地方官吏“竞欲”以刑罚逼迫百姓之甚,概述这一势态全为下文张本。同时,也给刚到任的道州刺史元结一股精神压力,是效尤上法,还是体恤百姓?在这两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

从“供给岂不忧”起十二句,通过对道州百姓的困顿的描述写了诗人的内心矛盾。这个地方不大的道州,经过战乱祸害,遗留下来的人实在困顿疲乏。大的乡村所剩不到十户,大的家族也已人丁稀少,嬴弱不堪。他们天天吃草根、树皮,说话没有气力,走路时想走快点都做不到。“大乡”六句是对“遗人实困疲”的具体描写,根源是“乱亡”。正因为这样,所以这部分开头两句说:“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供给军国所需这种大事岂能不放在心上令人忧虑呢?但当地的百姓已如此困苦,再去征敛岂不更为悲惨?诗人实在不忍,因此接着写道:“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这些穷凶极恶的事,诗人是断然不干的,以此呼应“征敛又可悲”句,这才道出了诗人所以会“忧”的原因。至此,诗人体恤百姓困苦之心毕现。这与诗的头四句是一折。

从“邮亭”句起二十二句,又是一层。是在前两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写政府催逼之急和诗人的内心矛盾。先四句写官府催缴赋税既多又密,既严又紧,不但没有宽限,反而为期更短。跟本诗的开端四句一样,给诗人造成了压力,比之前者是进了一层。在这重压下,诗人怎么办? 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州的刺史,诗人知道,老百姓已经一贫如洗,无可搜刮,除非要他们去卖儿卖女。这话一出口,又恐怕立刻会引起变乱;他们已经怨声载道,这种怨恨和悲伤又有谁能知道! 去年冬天“西原夷”来骚扰,杀人夺物几无遗留;大家都希望朝廷派来的官吏能惠爱抚恤他们;现在“王官”已来,怎么能再将他们驱赶不让活下去呢?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皇上交给地方官的使命,现在我接受了派遣,作为一州之长,而州县里因急征暴敛致使发生变乱,那又将是谁的罪过? 以上四组因果式思维,既表现了诗人的内心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同时也说明了诗人处处能为体恤人民和坚持职守考虑。这四组,实际上又是四个小折。通过全面考虑,终于解开矛盾,获得胜利: 我甘愿延缓催租,蒙受责罚。至此,诗人的思想已由前面的“忧”、“悲”变为见义勇为,慨然承担一切责任,出现了质的飞跃。至此,又是一折。这一层的结构与前面完全相同。前面(在赏析时分了两层,其实是一层)是提出问题,而这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写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斗争。

余下的是最后一部分,诗人在思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从重职守的角度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思想。前四句通过正反说理,继续勉励自己。以往贤明的官吏都很重视尽自己的本份处事,而憎恶以个人的祸福为转移。所以作者认为严守本份是可贵的,不要去违背本份,迎合官场时尚。至此诗人的思想更上一层楼,决心为弱者挺身而出,终于唱出了见义勇为的正气歌。想及穷困孱弱的老百姓,应该正直守份做个不做亏心事的刺史,这比前面“蒙责固所宜”又进了一层。这又是一折。

最后是诗的结尾。这时,诗人的思想已完全处于超脱状态,因而以不无神彩的笔调高兴地写道:“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自豪和兴奋的情态跃然纸上。

全诗由提出问题、写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决心以前贤为榜样,重守分、希望此诗能成国风,上达皇上,下传于世,前后共四大折。因此,这首诗以抒写胸臆见长,可以说是以情动人的佳篇。写道州遗民的困顿,不是本诗的重点,更不是目的,而是写胸臆的基础。写胸臆,一折再折,以曲见胜;情绪跌宕起伏,逐步推向高潮,形成浩然壮气!

这首诗,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诗中指出造成当地人民苦难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西原夷”的骚扰,然而在此情况下,官府还要横征暴敛,这就有力地揭示了官凶于“贼”的黑暗现实。本诗正因为具有这种尖税的批判锋芒,受到了杜甫的高度称赞。杜甫的《同元使君舂陵行》云:“道州忧黎民,词气浩纵横。两章(指此诗及《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作者对诗歌提出了“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元次山集》卷一《二风诗论》)的要求,希望诗歌能够做到“上感于下,下化于上”(《元次山集》卷二《系乐府十二首序》)。这首诗的批判性正是继承“古人规讽”的创作精神。杜甫也指出这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序》)。全诗语言质朴,毫无雕饰的痕迹。金代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评曰:“浪翁水乐无宫徵,自是云山韶濩音。”颇为后人所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