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内河航运,近海运输、远洋事业都非常发达,船的需要量很大,推动了造船业的高度发展。当时的造船中心是杭州,泉州和广州,其它的如江苏的建康(南京)、扬州、平江(苏州)、仪征、广东的潮州,浙江的明州(宁波)、温州,河北的直沽(天津),福建的福州、漳州,湖南的潭州(长沙)、衡州(衡阳),江西的赣州、隆兴(南昌)、山东的临清、登州等都有造船的工厂(场)。明州、泉州、广州三大著名海港,以制造海船著称,那里有数百人的船场。造船的数量非常可观。至元年间,政府曾一次拨款十万锭钞建造海舶。在忽必烈后期,政府拥有的海舶多达一万五千艘(《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在黄河、扬子江、珠江、大运河上,官民船楫来往穿梭。仅荆州统计,每年经过的水上船只达二十万艘,平均每天有六百艘左右。会通河上富商大贾的三四百料、五六百料的巨大商船,使来往众多的各种船只受阻。《元史·兵志》载:全国有水站四百二十四处,船舶五千九百一十二艘。人们认为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完整,水站和它们拥有的船只数还大。仅自叙州至荆南凡十九站,有船二百一十一艘。泉州至杭州有船六十五艘。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至至元二十年,仅这两年为解漕运用船,共造五千零六十艘。延祐元年(1314)在“浙江平江路刘家港开洋一千六百五十三只,浙东庆元路烈港开洋一百四十七只”。(《大元海运记》卷下《艘数装舶》条)两处就有一十八百只开洋。每运粮不只这两处,除运粮,还要运白粳糯、香米,护送船,以及供给船等,统计起来漕运所用船只当在万艘以上。以上足以说明元代的造船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