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长韵古诗，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将军画马》、《奉先县刘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伟豪放，不可捕捉。学诗者于李杜苏黄诗中求此等类，诵读沉酣，深得其意味，则落笔自绝矣。(杨万里《诚斋诗话》)

【诗例】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杜甫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彩风流今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笔下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

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穷途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解析】

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中，都有一对互相对立但又各臻其妙的美学风格。中国传统美学叫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西方美学叫崇高美与优美。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就属于阳刚之美。此诗无论是对画家鬼斧神工画技的描绘，还是对他坎坷困顿一生的感叹，处处都体现出一种阔大苍莽、深厚浑融的雄放风格。

这种风格首先体现在该诗的结构上。诗的首句“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就给人一种苍莽豪宕之感。既颂扬了曹霸高贵的家世、辉煌的过去，也叹息着今日的落魄与沉沦。往昔与今日的巨大反差所形成的沧桑感，使这首诗一开头就给人一种雄浑莽宕之感，所以申涵光赞曰：“ ‘将军魏武之子孙’起得苍莽大家”(《杜少陵集详注》)。下面用“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收束此段，既交待曹霸于清贫沉沦之中的淡泊心性和高尚情操(这是他画品高尚的内在气质)，也赞叹了他在贫贱之中对绘画的执着追求。总之，无论从人品还是从事业上的成就，曹霸都无愧于文采风流的先祖，也不逊于任何春风得意的今人。这样一首一尾，赞叹之中夹着感叹，画技之中评品着世风，确实给人一种豪宕、浑厚、深沉的艺术感受。第三段画马是全诗气势雄放、成就最高的一段，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力于结构的精妙。此段一开头不写曹霸而写如山的画工，说他们为玉花骢写真皆不得其神，这为曹霸写真作好铺垫。然后把曹霸笔下之马与真马作一对照：“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是现实生活中的真马;“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是画中之马。一真一幻，交相辉映，画中之马似更具神韵。而“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则是视觉错乱，以幻为真：御榻上放着的是画中之马，给人的感觉却像真马跑到了御榻之上。诗人利用这种视觉错乱所产生的恍惚感、迷茫感，更使人感到画家技艺的神妙。《诚斋诗话》中所举的另一首杜诗《奉先县刘少府山水障歌》采用的也是此法。堂上挂着一幅山水屏障，诗人却产生错觉：“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诗人利用感性的错觉和理性判断的矛盾来夸张这幅山水图达到了逼真、乱真的程度。作为一种豪放风格，李白和杜甫的诗作中皆存在，但表现的途径却各不相同：李白主要靠他那飘逸的气质和杰出的才华，杜甫则主要靠精致的构思和浑融的格局。所以胡应麟说： “李才高气逸而调壮，杜体大思精而调浑” (《诗薮》)。

这首诗的雄放风格还体现在对比、映衬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和夸张、豪放的语言特征上。诗中多处使用了对比映衬之法：一是与一般画工作一比较。对这匹神骏的玉花骢，其他画工是“画工如山貌不同”。“画工如山”是夸张画工之多，“貌不同”是云所绘之马皆不够逼真。而曹霸在“惨淡经营”之后却是“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斯须”是形容曹霸下笔之快，“真龙出”是肖其高大神骏。《相马经》云： “马高八尺即曰龙”。“一洗万古凡马空”是夸张形容此画一出，古往今来所有画家笔下的凡马皆被压倒，有种横扫六合、冠绝古今的气势。二是与其弟子韩干作一比较，用高足的成就与不足来衬托其师画技之精妙。据《历代名画记》，韩干也是画马的高手，诗中写韩干画马亦能穷形尽相：“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但比起“善画盖有神”的老师来，韩干画马却是“画肉不画骨”，结果“忍使骅骝气凋丧”。也就是说，韩干的马缺少曹霸笔下那种内在的神韵和骨力。三是用观众的反映来烘托陪衬。“至尊含笑催赐金”是说帝王对此画很满意。作为一个帝王能对画工含笑，已属不易，何况“催赐金”呢!至于臣下和役工更是被此画吸引而忘情失态——“圉人太仆皆惆怅”。要知道，圉人太仆都是整天同马打交道的人，能让他们在一幅画马前一味出神、赞叹不已，此画形神俱似皆在不言之中了。诗人通过这些对比映衬，再加之夸张豪宕的语言，更体现出一种雄杰豪放的风格，“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洪迈《容斋随笔》)。

一首诗要体现出雄放之风，仅靠上述的外在结构和表现技巧还是不够的，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诗人内在的气质和骨力。司空图在形容 “雄浑”风格时所说的“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二十四诗品》)，即强调这种风格是内在的真体和骨力的外化。杜甫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诗中告诉我们，曹霸笔下的褒公鄂公之所以能画得“英姿飒爽”，玉花骢之所以能“一洗万古凡马空”，除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外，还与画家“文彩风流”的世家和“富贵如浮云”的淡泊心性有关。所以诗人用开头一大段叙述画家的家世和他的人品，结尾又用一大段叙述画家一生遭际的坎坷、困顿和诗人对此的同情和不平，这都是在力图揭示画境之高妙与画家人品和遭际的关系。当然，这当中也糅进了诗人本人的遭遇和感慨。“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这当中未尝没有杜甫的人生感慨在内。至于结尾两句更是公开点破：“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所以杨慎评曰：“马之为物最神骏，故古之诗人画工，皆借之以寄其情”(《升庵诗话》)。因此，画家豪宕之笔，诗人雄放之风，皆与他们坎坷人生和凛然的正气有关，或者说，是他们雄放豪宕之情、磊落不平之气借画或题画诗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