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谏院题名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¹。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²。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³!

天禧初，真宗诏置诔官六员，责其职事⁴。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⁵。光恐久而漫灭，嘉佑八年，刻著于石⁶。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⁷。呜呼，可不惧哉!

【注释】 1谏：以言正人谓之谏，后遂专指臣讽劝君。汉始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阙失之职。宋于门下省和中书省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和左右正言，同掌规劝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仁宗明道初，置谏院，直属中书、门下省。2萃：聚集。 3汲汲：不止息地急于求得的样子。 4天禧(宋真宗赵恒年号)元年(公元(1017)二月，“置谏官、御史各六员，每月一员奏事，有急务，听非时入对。”(《宋史·真宗纪三》) 5钱君：疑为钱明逸。庆历四年(公元1044)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六年，擢知谏院(先从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附从《钱明逸传》和《续通鉴长编》卷二五三)。版：名籍。《周礼·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版，名籍也，以版为之。” 6嘉佑：宋仁宗的最末一个年号。司马光于嘉佑六年(公元1061)以修起居注同知谏院。 7回：奸邪。《尚书·秦誓》：“崇信好回。”

【今译】 古时候没有专门进谏的官吏，从三公九卿、一般官吏到工人、商人，没有不能够进谏的。汉代建立以后，开始设置谏官。把天下的政治、全国的百姓、国家的得失利弊，都聚集于一个官吏那里，让他去向皇帝陈说这些事。谏官承担的责任也算是重大的了。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应当记住那些大事，丢开那些小事，先考虑那些急事，后考虑那些不要紧的事;要专门为国家谋利，而不要只考虑自身。那些急切地追求名声的人，就象急切地追求私利的人一样。这两者之间相距多么遥远啊!

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谏官六人，并责成他们应执掌的事宜。庆历年间，钱君开始把谏官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我担心时间长了文字磨灭，因此，于嘉佑八年把它刻写在石头上。后世的人，将会一一指点他们的名字，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虚伪。”唉!这样一来能不使人警戒吗?

【总案】 司马光这篇记写于嘉佑八年(1063)，当时作者正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文章虽短，所论却大。它不仅交代了谏官的由来，说明了谏官责任的重大，强调了谏官应有的品德，并且说明了为谏院题名刻石的经过与目的。文字简洁，笔锋带着感情，尤其是在阐明谏官应有品德与谏院题名刻石的目的方面，情见乎辞，作者用两个感情强烈的感叹句，宣泄了作者的感情。在作者看来，身为谏官应具备这样的才德：一是所谏内容要分别“大”、“细”、“急”、“缓”，这是谏官的“才”;二是要“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这是谏官的“德”。德才兼具方可以为谏官，因为“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责任重大’，舍此，岂不有害国家，成为“汲汲于名”、“汲汲于利”的人了吗?封建社会每一位“居是官者”知此而必然决定自己的行事原则，或“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或“汲汲”于名利而忘了国家。一句“其间相去何远哉”，表明了作明鲜明的态度。在作者看来，在谏院题名刻石，意义非常重大，可以利于“后之人历指其名的议之”，树立“忠”、“直”的榜样，从而鞭笞那“诈”、“回”的谏官，使之成为反面教员，让后之谏官以此为戒。一句“呜呼，可不惧哉”，似警钟长鸣，那些“诈”、“回”之徒在这声音面前，岂不要汗颜万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