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²，《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³。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⁴，而疑其不可考者⁵，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⁶，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⁷，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⁸。而不笃于自信者也⁹。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¹⁰!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¹¹，其变固殊¹²，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来先后未尝不同也。二事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¹³，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¹⁴，岂好为异论哉¹⁵?能勿苟而已矣¹⁶。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¹⁷;其设心注意¹⁸，偷为一切之计而已¹⁹。故论诈之便²⁰，而讳其败²¹;言战之善，而蔽其患²²，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²³;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²⁴，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²⁵。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²⁶，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 “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⁷，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²⁸?”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²⁹，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³⁰;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³¹?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³²，有为墨子之言者³³，皆著而非之³⁴。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³⁵，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注释】 1《战国策》：又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等，书载战国纵横家、法家、兵家游谈之词与故事。编者名已佚，卷帙混乱。西汉刘向进行整理，以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国家为序，定名《战国策》。 2刘向：西汉学者、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曾校阅皇家图书，撰成《别录》。著有《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书。 3《崇文总目》：宋代国家藏书目录。阙：同“缺”。 4正：校正。误谬：错误。 5疑：存。 6向：刘向。 7卒：最后。度(duo)：揣摩、猜测。 8流俗：世俗，指不合于俗家之道的见解。 9笃：厚，坚强。 10后世：指“周之先”之后，意同“当世”。不可为：不可行。 11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12殊：不同。 13适变：适应时代而改变。 14守：坚持。 15好(hao)：喜好。 16苟：轻易随便。 17说：纵横之论。合：投合，指投合时主之心。 18设心：居心。注意：措意、用意。 19偷：苟且。一切之计：一时的权宜之策。 20便：利。21讳：避而不谈。败：危害。 22蔽：掩盖。患：祸。 23不胜(sheng)其害：祸害无穷。 24苏秦：战国时济阳人。著名的游说之士，主张六国“合纵”以抗秦，后被刺死于齐。商鞅：战国时卫国人，著名的政治家。辅佐秦孝公，变法成功，国家富强。秦惠王即位，受人诬告而被害。孙膑：战国时著名军事家。他的同学庞涓嫉其才，用计骗他至魏，处以膑刑(削掉膝盖骨)。吴起：战国时卫国人，后入魏、入楚，为名将。辅佐楚悼王变法，为贵族所杀。李斯：战国时楚国上蔡人。入秦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官至丞相。秦二世即位，为赵高所诬，处以腰斩。 25俗：世俗。寤：悟，觉醒。 26疵(ci)：缺点。 27放：放弃。绝：不使流传。 28泯(min)：消灭。 29明：点明。 30齐：看法一致。 31籍：书籍。32有为神农之言者：《孟子·滕文公上》载有农家学派许行的言论。33有为墨子之言者：《孟子·滕文公上》载有墨家学派人物的言论。34著：记载。非之：批驳它们。 35高诱：东汉涿郡(治所今属河北涿县)人，曾注《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



【今译】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缺第十一篇。我访书于士大夫家，才收集齐全，经过校正错误，而将不可考的作为存疑问题，然后《战国策》又成为完整的书了。

我认为，刘向为这部书写叙录谈周代最初的时候，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国家治理得很好;到了后来，搞谋诈的得到重用而行仁义的路被阻，所以天下大乱。他这个见解很正确，但他后文又说这部书所记载的战国谋士所献的谋诈策略是考虑到当时各国君主能够采纳实行，所以不得不那样。这可说是被世俗之见所迷，而没有坚定的自信心。

在孔子、孟子的时代，离周之初，已几百年，周代原先的法度已不存在，过去的风俗已失去很久!孔、孟却独能宏扬先王之道，以为它不可改变，难道是要强使天下的国君做当时已做不到的事吗?还是因为遇到新的时代、新的变化而去推行当时之法，使它不违背于先王之意罢了。

尧、舜、禹、汤、周文王之治，变化固然不同，法度固然相异，而它们为国家天下的主旨，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孰先孰后，却没有什么不同。孔孟之道，就是这么样的。法，要适应时代变化，不必都相同;道，是树立根本的，不能不一贯：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而孔、孟坚持它，哪里是好为异论啊?能不苟且罢了。这可说是不为世俗之见所迷，而富有坚定的自信心了。

战国时代的游士却不然：他们不晓得应坚信先王之道，而只顾他们的游说献策能投合当时君主之所好;他们的居心，只是为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因而只说诈谋之利，而讳言它的危害;只讲出兵的好处，而隐瞒它的祸害。他们个个去做的，莫不是暂时有利，而害处更大;有所得，却不胜其失。结果，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等招致亡身之祸，而六国国君和秦任用他们，也亡国了。战国游士的作为是社会的大祸害本是很清楚的，但世俗之人却还不醒悟啊。

细细想来，先王之道，因时代不同而能适应变化;法不相同，但检验它没有缺点、运用它没有弊端，因而古代的圣人贤人，没有以先王之道换作别的。

有人会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废弃，那么没有禁毁这部书难道可以吗?”我说：“君子的禁邪说呵，应揭露其观点于天下，使当世人都知道游说之词不可信，然后加以禁止，大家的见解就一致了;使后世的人都知道他的游说之词不可行，然后加以禁止，大家就懂得是为什么了。那里需要销毁这部书呢。要讲废弃，再没有比这个作法更好的了。所以孟子著书，遇到农家的言论、墨家的言论，都记入书中，然后进行反驳。至于这部《战国策》的写作，上接春秋，下到楚汉，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记载了当时的历史，绝不应销毁。”

《战国策》有高诱注释的二十一篇，有的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说存八篇，今实存十篇。



【集评】 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此篇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初读若太羹美酒，当仔细味之。若他炼字好，过换处不觉，其间又有深意存。”

·王道思《古文辞类纂》引：“何等谨严，而雍容敦博之气宛然。”

·王遵岩《唐宋文举要》引：“此序与《新序》序相类，而此篇为英爽轶宕。”

清·方苞《唐宋文举要》引：“南丰之文，长于古道，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长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



【总案】 先秦以后书籍逐渐盛行序言，有的为作者自撰，有的为同时人所作，有的为后人整理时所书，它们对于读者了解该书的作者、成书经过、内容特点、流行概况，等等，无疑是不可少的。一般来说，为古籍写序难度较大，它不仅要求作者工于文词，还要求作者博学多识，对于所序之书有研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是以撰写这类序言见长的。

曾巩在汴京担任官职、编校古籍期间(1061—1069 )，曾整理《战国策》、《徐于中论》、《南齐书》等。每成一书，他都撰写一篇目录序(它类似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供阅读者参考。

《战国策》是一部有关战国历史的史料汇编，其中多优秀的历史散文，对司马迁编写《史记》，对苏洵、苏轼父子雄辩文风的形成颇有影响。但这部书内容庞杂，游士说客所起的历史作用不同，其中纵横家往往以个人名利为先，诡诈多变，言行缺乏原则，凡此种种都容易造成对《战国策》一书评价的分歧。

西汉刘向编写《战国策》，在叙录中曾作评论。他一方面讲谋诈用而天下乱，一方面又肯定谋士的作为，在曾巩看来，这是不对的。他的《战国策目录序》通过对刘向论点的反驳，提出“法”可以因时而异，但体现儒家政治的“先王之道”却不能变的原则，批评了《战国策》的主要思想倾向，指责游士之说为招致身亡国灭的“邪说”。但他不同意禁毁原书，理由有二：一是让人知道“邪说”之不可从比简单禁止效果更好;二是《战国策》具有文献资料价值，应予保存。曾巩的序言虽可商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从写法上看，这篇序言是有特点的。它在第一段简叙重新整理这部书的经过;第二段提出立论标准;第三段指出游士之说的危害;第四段说《战国策》不当禁毁;最后一段介绍前人注本的存佚情况。文章语言简洁，行文有条不紊，驳论有力，逻辑严密，锋芒不露，是古代书籍序言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