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时代，诗与音乐分开了。春秋末，社会变更，生活紧张起来，礼乐等对生活之装饰不注意了，礼崩乐坏，君主权旁落于大夫，新兴阶层抬头。老的歌没有谁爱唱了。孔子起来，收集旧歌，以为是古时很重要的有关教化的歌。同时，这些歌虽不为人所唱，但仍为人嘴上常说，作为引证。重诗之文化价值，则只重诗之义而不重其声。春秋末年，楚国对太子的教育，有一段见于《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这是申叔时对庄王太子傅所说的话。由此可见重诗之义。但这时诗与乐还未分。至孔子时则特别重教化作用，诗乐分家。《论语·阳货》篇说及“兴、观、群、怨”，又说读诗可事父事君，都是重诗的教化作用。虽亦说可多识草木之名，是关于知识方面的，但这点并不重要。孔子与学生讨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诗文中是说一个美貌女子的，孔子却说到“绘事后素”及“治国礼后”，完全断章取义了。后人解诗都如此，并以“温柔敦厚”为诗文评的标准。又，《论语·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亦是重教化。孔子如此。至于孟子，他似乎比孔子进步。他对于诗，多注重全篇之意义，当然间亦有断章取义的。《孟子·万章上》说及诗：“以意逆志。”“逆”，迎合也。这是重全篇之意的，但后人弄错了，以为可以不管上下文，以诗是用于政教方面的这一个意念来解释诗，这就错了。《孟子·万章下》又说及“知人论世”的话，这一篇是讲尚友古人的。后人亦重诗之背景等。孟子的意思不错，但后人因为只重诗之作用而不理会其本义，用孟子的方法而过分，纯至穿凿附会，如《毛传》等就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发展了《诗大序》的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表示重歌辞，诗已离乐而重意义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本来起初是重声音，嗟叹、永歌、舞蹈，后才形于言的。这里，他把诗歌发生的程序颠倒了。“正得失”言诗有讽谏作用。“经夫妇”、“动天地”等，本为乐的作用，但他把它完全归为诗了。可见其时诗已重意义，而且在传统之下，在环境之下，解释诗的人只重其政教之意义，重实用。《诗大序》大概是汉人作的。

〔^*男女私情之作既非讽与颂，亦无修养作用，不是言志的诗。在赋诗流行时，因合乐而存在。诗乐分家、赋诗不行之后，这些诗便无存在之理由。但事实上还存在着。为了给这些诗找个存在的理由，乃有“陈诗观风”之说。这理由是在这类诗本身之外的。就其本身而论，指出这类诗的抒情作用：“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但这类诗的真正价值还不在抒情，而在表示风俗。(参看《诗言志辨·三·教诗明志》)〕

诗是政教之工具，言志是言关于政教之“志”。以上三个传统(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中，最有影响的是教诗明志。孔子是把经典普及的第一人，后之儒生就有解经之任务，他们都是教诗明志的，所以他们解诗就要把它解为与政教有关，如毛亨、毛苌的《毛诗传》，郑玄的《郑笺》。这观念更影响于后日之评诗者。对于作诗亦有影响。可见教诗明志之传统影响最大，深入人心。

〔^*总之，“诗”字从“言”、“志”得义。“言志”之义必甚古，《尧典》、《左传》说的话可以说是从“诗”字的字义化出，是说明，也是评价。这里说的“言志”都指献诗之“志”，而不是指赋诗之“志”。孔子以诗论修养，孟子以诗论王道，都是借诗言志。诗乐不分时，先是献诗言志，次是赋诗言志。分家以后，先是借诗言志，次是志言对立，最后是以诗证史。抒情以诗的观念虽已出现，但不被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