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有作者，是很晚的事，三百篇无一定作者而为民众之产物。诗之有作者，起于战国时。荀子之《佹》诗是第一篇有作者的。此诗是献诗陈志的体裁。与荀子同时的屈原亦露面。子书大抵是学生的记录，而《佹》诗大抵是荀子自己写下来的。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是诗。《九歌》是歌辞，而《离骚》则是从歌辞蜕变出来的。《汉志》(《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寖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荀、屈皆以赋讽(《佹》诗在赋篇内)。虽表示个人失志，但所言之志亦与政教有关，因为他们说到个人还是为国家。后来，特别是东汉以来，赋中言志的很多，都是一方面表示个人，一方面却是关及政教，言一己穷通及国政得失的。赋与诗通。建安以后，五言诗有作者。以五言诗之作者而论，后汉郦炎有《见志诗》(名为“见志”，是后人所加的)，说一己之穷通而没说及国政，但国政得失之背景是在内的。仲长统虽不是五言诗作者，其《见志》两首是四言的，其中一首讲人生哲理，不说一己穷通，但其志表其怀抱，重道理，而不是说感情方面的事了。阮籍《咏怀》，颜延年注曰：“常恐罹谤遇祸，忧生之嗟。”故他咏怀的“怀”，大部分与政教有关，讲的是人生的大题目。

文学评论方面，南朝宋裴子野《雕虫论》说：“深心主卉木，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这句话中，两个“志”字意义不同。后者“志”字是抱负，是“诗言志”的“志”;前者“志”字是代表想像、情感。从此，“志”字意义也就含混了。原来自阮籍以后，吟咏性情之作多，于是说草木亦为吟咏性情之作，乃使“诗言志”语义含混。袁枚说诗言情、诗言志，把“情”与“志”混，而把“志”的范围与政教、穷通、怀抱都弄得无关，这亦由于诗本身如此。到“五四”后，周作人主张言志与政教无关，完全是个人的事了。这一路“诗言志”意义之变迁，是社会环境变化的关系。

〔^*唐以后，“言志”的意义虽在变，但无人直截用“言志”两字去指抒情诗。到白居易才公然应用。这时“言志”包含有“讽颂”与“抒情”二义。这是从作者说。自读者说，更有“表德”一义，便是所谓从修养方面看的。如是，则“诗言志”之意义一直至今未变，只是论者在“言志”之义中有时抹煞其余而对某一义有所偏重罢了。新文学运动后，“言志”可换称“即兴”，这是受外国的“诗”的观念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