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有此主张。梁昭明太子、简文帝、梁元帝都是好文的。他们对文之意念的说明，可反映当时情形。

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有异巧心，终愧妍手(这是批评当时人不讲究艺术)。是以握瑜怀瑾之士，瞻郑邦而知退。”(《诗》郑、卫之风，淫风也。而他居然提倡郑邦文风，认为一般人不敢写男女风月，不过是为旧传统所压制。)简文帝又说，作诗不能如《礼记·内则》篇那样，也不能模仿《酒诰》专讲道德，因为诗是抒发性情的。他反对“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易》内容之一)，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如照只主道德的批评家说，则《诗》中不能有写景之“迟迟春日”之句，《楚辞》中亦不应有写情之“湛湛江水”句，应如《归藏》、《大传》一样才好。但其实不然。

主“文载道”、“诗言志”的，是统治阶级。简文帝等亦统治者，但因时代不同，故主张异于是。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乱，一般上层人士却重享乐。时之统治者曹丕亦如是，带着一班文人游乐。魏武帝(曹操)只重人才而不重道德，这点影响很大。自上至下，都重享乐。晋室南渡以后，在位者钱多，可以随意圈地。生活余闲很多，钱又多，故可享乐，社会风气亦受影响。人性本两方面，一方面是事业，一方面是享乐。南渡后一段时间里，社会较稳定，斗争少，就更有条件发展享乐的一面。

文学既重妍巧，供娱玩，则重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