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言不尽意

言不能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

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语见《易·系辞》(战国时人作)。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说话时多繁碎，而记载时与说话不一样，又有方言、声音、表情的关系，故“书不尽言”。又，有许多很深、很委曲的意义语言不能表达，故“言不尽意”。他的解释，是常识的看法。

②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见陆机《文赋》。他说，作文时常会觉得对事物不能完全了解。我们想得清楚的，只是一部分，对事物有大部分是想不清楚的。在我们写下来时，意思又打了一个折扣。他说：“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因此，写下来的文字自己觉得不满意，看别人文字亦有不满意之感，就是这个缘故。陆机的看法，也是常识的看法。

(2)得意忘言

语见《庄子·外物》篇。

①糟粕

《庄子·天道》篇说，世人要学道，只在书中求，而书中无非语言。最重要的是意思。但意思常有不能表达出来的。他举齐桓公的故事为例，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问他作何事，他说读书。扁说，古人已死了。如同我造轮子，对木料松紧等许多都靠自己感觉，虽儿子不能传授。古人已死，其感觉又不能表达于书中，书乃古人之糟粕而已。

②筌蹄

捉鱼靠筌，捉兔靠蹄。语言只是筌与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故得意忘言。言语不过是给我们暗示的工具，它本身并不重要。

当时儒家、名家都拘拘于文字，死抱着不放。庄子的意思，是对他们的反动。

上述这类说法，到魏晋道家盛行时又有所谓“言意之辨”，把战国时的说法重新扩大。

(3)解故教化

汉有察举制，后来有毛病。后汉以来有所谓形名之学，看人的相貌和言语来批评一个人。汉末许劭有所谓“月旦评”，就是这回事。批评人，从“形”来看，有时会看不准，从外表常会看不出性格。于是发生了表里不一的问题。“言”亦“外”，而“意”乃“内”。于是发生了“言意之辨”。这是从实际政治而来的。

①解经作注

后汉解经是呆板地逐句解，是客观的说法，这就变成很琐碎。王弼就起来注重成片段地讲解，把自己的主观放进去。又如郭象注《庄子》，就借以发挥自己的哲学。如《逍遥游》首段，庄子明说“大”好，而郭象却说“小”“大”都好。由于这种风气，那时人们就把孔子道家化了，以自己的意思解释经典。

②调和三教

既然以自己的意思释经，就使道儒混合。表面上，从语言上，道儒不一;但实际上却是合一的。如是，三教就调和了。孔子少言性与天道;之所以少言，是由于性与天道非言所能表达。所以，儒、道并不冲突。这样，儒、道就调和了。

佛之《般若》讲方便，《法华》讲权教，这都是说及语言不能达意的。把语言一关打破，三教就调和、合流了，这就有所谓“义学”。

圣人讲名教，老庄讲自然。调和者说，名教是对世人说的，孔子也说“天何言哉”，也讲自然。所以阮修说二者“将毋同”，时称“三语悟”。

(4)通玄宅心

①赏会

②神形

通过意言之辨，不拘拘于语言，才能直接赏识宇宙之美，如王弼是。又，嵇康亦赏识天地和美。晋人对山水气候之和美能欣赏，就由于离开了实际人世，不拘泥。

竹林名士要旷达，他们得意忘形。又有一种人是不“务实”的，亦是得意忘形。所谓“江左风流”，就是指他们。他们这些风流之士对道德不重视，如王衍贪污，但从不言钱，称之为“阿堵物”是。

到了唐代，有禅宗起来。禅宗对言语亦看不起，他们更进一步，不但说“言不尽意”，而且滥用语言，或说活用语言。如说，何谓“西来意”，这“西来意”根本是不能说的，是最根本的东西，说这不是，说那也不是，一说就不成了，不对了。但他们却说，“西来意”就是一口吸尽西江水或一棵树。这就是说，“一口吸尽西江水”是不可能的，“西来意”亦不可能说。“一棵树”，就等于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这样说，似摧毁语言，但实在却是增加语言之暗示力，后日诗文受此影响大。他们又有“棒喝”，是更进一步，以为一切行动都有暗示力，不但语言有。他们增加了语言、行动之暗示性，对文学关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