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变当然亦与时势有关。

《抱朴子·钧势》篇：“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这理，于《文心·时世》篇说得尤为详细，以为文学随时世而改变。西晋以来，大家都一致承认这点。明袁中道《宋元诗序》：“气运所限，不能强同。”“气”，就是指时代之习俗，“运”就是变迁。这理念大概是基于“穷则变”的意念的。

清初叶燮《原诗》讲诗之正变，其理论与传统不合，而与今合。他是明白文学之流变的。他说：“递衰递盛。”文学不是古盛今衰的。就诗论之：诗之发展是不断的，说起来该不能分期。不过，为了方便，可分期。就整个历史说，不能说前盛后衰，却是“盛而复衰，衰而复盛”。不但诗如此，人事亦然。递衰递盛也不完全是循环。汉魏诗，有如整个房子架格好，而窗户未安好。六朝时，窗户也好。而唐诗是加上家具;宋诗则连小摆设都放置好。这可见他是承认文学是进步的。这意见自民国后始被人注意。

《文心·通变》篇认为文学“宋(刘宋)初讹而新”，当时风气都“师范宋集”，即以当时人作品为模仿对象，不以古人的作品为对象。这就未免范围太狭了，故他主张模仿古人之作品。这主张当时不生效，至唐韩愈古文运动才得到大变化。

关于通变，《文心·通变》篇说，要“矫讹翻浅”，参考古人加以改变，虽复古亦是为了有新的变化。

另一种通变，就是要创新。如杜甫，把当时的生活、社会、政治问题都放进诗里去，而不光是原则上的人生问题，不是所谓永恒的问题(其实，杜诗的题材亦与永恒有关系)。杜甫没有理论，而只有创作。后来批评家都照传统意思，以为创新不能太过，得要有古。所以，他们推崇韦(应物，似陶)、柳(宗元，似谢)。

六朝与元人诗大多数都太浅，千篇一律。

唐宋多创新。近代(清末起)诗(同光体)文(新文体)都是创新。今之白话诗文就更不用说是创新了。但仍有许多人以为要存古，故反对白话诗。

这里就说到优劣问题了。人们以为古优今劣。王充《论衡》就说到，一般人认为古书难懂，才大。葛洪亦说到这一点。但是王充、葛洪都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六朝人写文章往往模仿当时人，可见不承认古胜于今，至少觉得今古各有其优劣。葛洪的意见，认为今胜于古的，接受的人不多。

唐以来复古，主古胜今者多。明朝尤甚。

但也有人认为文有优劣而无古今，作者不可有古今之成见。

认为古胜于今者，大抵是因为古代传下来之作品是受过时代淘汰的，优者存而劣者已佚。

明陶望龄《与友人论文书》说，“文有优劣而无古今”，故作者不可存古今。从人方面说，古今人都是才能相去不远的，有具才智者，亦有笨拙者。

清袁枚《与沈德潜书》说，各人性情遭际不同，他主张诗有“我”。他说，既然性情，特别是遭际，不同，则诗自异。不能因其不同于古人而说它价值低。他们都是反对模仿的。

清末，人们以为各代有各代的好处。焦循《易余籥录》：“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各有其特别之体裁)。”比方说，周之四言诗，楚之骚体，汉之赋，唐之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之八股，都是。这就是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创作。从鉴赏方面说，每个时代有其特长。从模仿方面说，要模仿各时代之所长。这是还各时代文学之价值。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四言衰而有五言，五言衰而有七言，古诗衰而有律绝，因为“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这自然是一个原因。此外，仍有时代背景(如唐以诗策士，诗乃特盛)。他说，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以此(宋词盛，因时人喜音乐，且同时皇帝又喜词。后来词与音乐离，又因作多成习套，腻，乃衰)。他下结论说：“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他的话未免简单一点。这当中有表现方式之问题。我们今日所以用白话，是因为文言不足以表现今日之思想感情与生活。词衰，与时代有关。词不能表现元世之复杂局面。其他各体衰而他体代之起，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