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一名，见于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骈文”一名，则大概始于清时。

自韩愈以来，就有“文统”之规模。清，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且看他们关于“文统”的思想：

桐城派“文统”有“八家”、“六艺”之说。

“八家”之来源：自南宋以来，就有人学韩、柳、欧(阳修)、曾(巩)、苏(三苏)、王(安石)等人之文，但仍学其他人。明初，有人说到“八家”，但此说不为人注意。为人注意始于明中叶茅坤，他是复古派之反动，主自然。自从他提倡，“八家”就成了定论。“八家”是桐城派中很重要的“文统 ”。茅坤《八大家文钞序》说：“韩、柳寻六艺之遗。”前此，宋欧阳修偶然得到韩书，特别喜欢，也就特别提倡。由于他地位高，有几个学生，又配合社会需要，于是其说风行一时。

桐城派继承八家“文统”，认为在文字上，最重要的是“八家”。何焯(清康熙年间人，字义门，文学批评家)《唐宋八大家文钞序》里，比茅坤更进一步地说：“自六《经》三《传》两《国》(《国语》、《国策》)，诸《子》递传以来，得史迁而为文章一大宗。”这里是说到古文源流，比茅坤笼统的话说得具体化，特别强调史迁。史迁是文章第一大宗。第二次集大成的，就是唐宋八家。中国文学史上有这两个段落。八家“不恃乎六经之旨，不离乎史迁之法”，虽各自成家而有其共同的地方。这种说法其实从明代归有光就有了。归有光用功于《史记》极深，对《史记》有五色评点本。桐城派诸人亦从《史记》学文章。《史记》不但叙事，而且于叙事中发牢骚，表情感。归有光就重表情感。桐城派亦从此发展。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说，六经、《语》(《论语》)、《孟》(《孟子》)——根源;《左传》(含蓄)、《史记》——义法(标准，条理)最精;《公羊》、《穀梁》、《国语》、《国策》——其次(指义法其次);两汉书及疏(前、后《汉书》，奏章之类)，唐宋八家文——择尤(有好有不好的)。对于子书及骚赋，以为要特别谨慎。诸子在文章组织上太松懈，与后世者不一样，恐学了有流弊。骚赋则与散文相去远，用韵，不能为散文之模范。他把子书与辞赋除外，于是学古文的人就可以向简约方面走去。

茅坤倡八家，方苞重简约，一方面是对明代复古主张之反动，一方面又与时文体格有关。明清皆以八股文为科举程式。明古文大家归有光亦时文(八股文)大家，其古文不免受时文影响。清阮元就曾经指出这一点。孙星衍亦然。明清人不自觉地选择与八股文相近的古文。唐宋八家文流利严密，与八股文有相近处。方苞选《钦定四书文》，乃八股文之选本。这当然也影响其古文。古文与时文之发展，于明清是一致的。方苞选《钦定四书文》之标准是“清正古雅”。清，指明白;正，指思想正;古雅，指据典引经。至于古文，方苞主“清澄无滓”(见《古文约选·序》)，就是要话说得明白。这两个标准都特别重文字方面，二者很相近。

以上是散文之新统。

现在说到散文义理，方苞也讨论过这方面。他在《与申戾谦书》里说：“古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作古文的人，得有天才与学问，还要人格。他于学问之外，还注重观察。自归有光后，多写人生琐屑节目，这就非经书中所有的了，所以要靠观察。

姚鼐《述庵文钞·序》：“学问有三端，曰义理(指宋学、修养)，曰考证(汉学)，曰辞章：是三者，苟善用之，皆足以相济;不善用之，皆足以相害。”三者比例适当，则互助。他认为辞章与宋学、汉学并重。这表示，修养之学、考证之学、辞章文字之学，皆可为古文之内容。——他们的理论虽如此，但实际上自己做不到，义理很浅。

他们又提倡精神。要表现义理不能太呆板。姚鼐《与陈石士札》：“望溪阅《史记》，其精神似不能包括其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言文，则得其一端耳。”看书要看其精神。精神，就是指其表情之地方。他于另一《与陈石士书》里说“论学不可太涉门面气”，就是要重表情。自归有光以来，都重表情，重精神。曾国藩《与吴南屏书》说，古文各方面都能应用，只是不宜说理。这是因为自归有光以来，受时文影响，着重在表情方面。古文受了小说、戏剧的影响。小说，尤其是戏剧，特重表情。古文不但受时文影响，而且受小说、戏剧重表情的影响。

姚鼐说，古文不宜说理。这是因为自归有光以来，古文受时文影响，又重表情。时文(八股)有所谓大题、小题，叙事题、口气题。大题者，就是以四书中的一章作题目;但四书有限，大题很容易做完，于是就以其中一句为题，称小题。既然只有一句(如“子使漆雕开仕”)，就没有许多道理可说了。于是，小题也就多重情感与描写、重叙事，所谓叙事体。又如：“母违夫子”一题，无多大道理可说，就侧重描写说这话的母亲的口气，与小说、戏剧所重者差不多。时文如此，古文也就容易受影响。

韩愈时重说理，虽然说得不很好。他也受小说影响(如《毛颖传》)。他的《原道》，人以为是说理说不好的例子。不过这文是着重于宣传，这一目的是达到了。

曾国藩起来，把只表情的古文范围扩大，亦用以说理。于是桐城派文就又延长了百多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