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派于清末有之。清末经曾国藩修正的桐城派古文，或称湘乡派，势力大。又有为阮元主骈文一派之反动者，即不分骈散文一派。

清末谭献(同治以后的批评家，多评词、骈文)《复堂日记》八：“吾辈文字，不分骈散，不能就当世古文家范围，亦未必有意决此藩篱也。不谓三十年几成风气。”章太炎亦此风气之下者。清末仍是桐城派势力领导文坛。谭献等创一种风气，是要调和阮元一派与桐城派，他们的努力相当成功。他们在理论方面大概有两方面：其一，坚持任何一方都是偏畸的看法;其二，骈散不是对立的，而是相成的。

骈散文之争，自清始尖锐化。但从历史上看，就晓得骈散之讨论不始于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丽辞》篇说：“奇偶适度。”古代书籍有时骈句多，有时散句多，就是差不多同一时代亦如此。如《书经》，就较多骈偶句，而《春秋》却是散行的。《国语》里面骈偶句又较多，而《春秋》则是散行。这是因为“文”“质”的关系。作者喜欢“文”多一点则多骈偶成分，喜欢“质”一点则多散行。《春秋》、《国语》据说是同一作者(其实不然)，但作风不同。骈散与优劣无关。——《尚书》、《国语》是记言的，《春秋》是记事的。记言的应与自然言语接近，但语言中骈偶句子并不多。这理由似不易说明。但是，我们以为说话用齐整句子较易引起人注意，在感情上较能表达。骈偶句子就整齐，能收到强调所说的话和便利记忆之效。这是由于实际应用的关系。骈文日后能成一体，就有这种实际作用的原因。但日后骈文却是和当时的不一样，而偏畸发展。我们亦以为骈散无关优劣。黄侃认为，为骈、为散是由于个人一时喜好，而我们却以为是因为实际应用的需要。

黄侃又说，宋以后骈散文分离，二派各不相干。这都是偏畸。阮元以为古文非文，骈文也比散文古。黄以为阮这样主张骈文正统是偏，古文家避免骈偶句子亦偏。实际语言中是有对偶句子的。

清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可以相成，不能偏废。”又说：“世儒……宗散者鄙俪辞为俳优，宗骈者以单行为薄弱，是犹恩甲而仇乙，是夏而非冬也。”刘开是曾国藩后辈，他说，文辞变化虽多，但来源同，同出于道。(我们说，二者同由语言发展而来。)宋以来的骈文全篇对偶，讲“潜气内转”(意思转而不用连词)。但这太难了，故有时不免要用散行句子。如只是骈，则不自然，板重。但用散则力量不够。古文家为防止此病，就着重虚字、声调，使能表情。桐城派就特重此。不过，重声调也是受骈文影响。——刘开的话，可表明那时主不分骈散之理论，虽然他是古文家。

孙德谦(抗日战争前死)《六朝丽指》：“夫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他的话可补充刘开的。他说，如为人作传，全用对偶，但对偶主要作用为表情而非说明。一篇文章中总得有说明句子。用骈文说明，很难，得用散行。对偶是多用典的，要叙事就不行。为了说明意思与叙事，都要用散行。所以得先用散句说明或叙述，再用骈;或“散在后，骈在前”，则二者各适其用。纯用骈是书启体，这用处不多，非正当的骈文之路。六朝骈文是有散行句子的。只是宋以后才纯骈或纯散。

这一派人重视声调表情(桐城派后来也只重诉哀)。他们以为骈文表情较好，故主张骈散并用，二者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