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

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

本诗写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其时张问陶正在京城任吏部郎中。已过不惑之年的作者是当时清廷中难得的头脑清醒的官员之一。面对英、俄扩张主义势力的咄咄进逼，清廷的懵然无知、闭关自守，他禁不住发出“大道无人我，皇风要转移”(《望古》)的革新呼吁;但因好友洪亮吉上书指陈时弊惹下大祸的前车之鉴，又使他只能战战兢兢地在这五律短章中微露其端而已。既看清了清廷政治上的重重积弊，也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便渐渐转入佛道，耽悦禅理，所以他的 《自述》诗说： “宦海沉浮二十年，司封司谏旧神仙。眼中岁月追风马，意外功名水上船。难报君亲犹窃禄，未离身世且参禅。深宵负手观乾象，万影横飞总湛然。”从而最终退归山谷，隐居吴门，与诗僧唱和。

这首诗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写成的。所谓“禅悦”，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入于禅定时那种可以长养法身的轻安豫悦的心境。法身，相对于肉身而言，是不生不灭、无形无相、清净圆满的。二是指一种自六朝以降沉湎于法味禅趣的社会风尚，大批文士如谢灵运、王维、苏东坡、王阳明、王夫之以及与作者同时代的魏源、龚自珍皆为此道中人。本诗所宣示的显然是前者，言说禅定时心境的超凡脱俗，轻安豫悦，以一得万，自在消受，证得方寸即西方的禅趣境界。同时，也表明作者自己也同属上述文士之列，两层意思可谓兼而有之。

前两句“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消受莲花”四字，初稿作“一朵莲花”，为定稿时所改。面对一片清纯洁净、纤尘不染的脱俗莲荷，置身在这充溢着清香幽远、馥郁恬淡的氛围之中，安安静静、端端正正地坐在蒲团之上，习禅习定，口诵佛号，心向佛经，使心由静而定，由定而慧，从而使尘心得净，劳思得清，烦恼得脱，早将满脑子由官场倾轧、世道炎凉带来的落寞孤寂消弭于无形之中。既看透尘世的污浊，又参得禅理的精妙、自在，心境臻于清远，于是身心轻安、欢照明净。后两句 “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八万四千”是佛家袭用古印度人言事物数量之多之巨时的常用语，佛经里常有 “八万四千法藏”、“八万四千尘劳”、“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烦恼”，“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复有八万四千光明”等等，此外律宗教戒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之说。这两句是说参悟佛理，修习禅法，虽宗派林立，门门有别，破除烦恼，法法有殊，犹如八万四千门，路路不同，但佛家的真谛却是始终如一的，可谓殊途同归。诗人告诫人们要从世俗尘网的沉迷中惊醒过来，不要被佛理的 “八万四千”法门所迷惑，只要“心光如满月”，战胜心魔，方寸心田即可证得西方极乐。“蒲团”、“莲花”、“道心”、“门路”、“方寸”、“西方”是佛家语，又非出家人语，纯粹一副在家相，所以他又在另一首《禅悦》里说道：“门庭清妙即禅关，枉费黄金去买山。只要心光如满月，在家还比出家闲。”其言旨、其意趣，可谓一脉相承。

其实，张问陶的耽悦禅味，固然有禅理的哲辩渊深对他的吸引，但不可否认，也是他因为政治上、官场上的失意、落寞、孤寂的内心苦闷而欲在清远超尘的佛家思想中寻求一种慰藉、一种解脱的曲折反映。这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是极为普遍的，如王维、苏东坡等，表面上是对禅理的耽悦、沉湎，是方寸证得西方的喜悦，实际上含有只能从中寻求解脱、寻求慰藉的凄苦情怀和落寞孤寂。

这首诗洋溢着轻松安适的豫悦心情，淡淡的喜悦、轻声的告诫与清幽的荷香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同时又蕴含着几乎看不到的隐藏在那层恬淡的喜悦之后的忧伤。其引人之处在于以物物习见、字字常用、文意浅显、通俗易懂的短短二十八字，见出深远的佛旨、清幽的意境，虽不主故常，空诸依傍，却句句出人意外，语语入人意中，心灵笔妙，为人所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