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棨之后，作者蜂起，尤其宋代以下，众多诗话著作中，专辑诗人本事及包含有较多本事记载者，不可胜数，其中收罗较备较富者，如宋计有功《唐诗纪事》、魏庆之《诗人玉屑》及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先此有张宗橚《词林纪事》、王文才《元曲纪事》，均有助知人赏析，极可参考。

除却专书，其实大量零星本事是散见于史书传记、野史稗乘及诗人序跋之中的。读诗者能处处留意相关材料，必多获弋。如中唐诗人朱庆余名作：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闺意》)

这首诗写闺情，极富生活气息，诗中新娘婚后第一次拜见公婆前的忐忑不安的心理，被描绘得维妙维肖，其人如呼之欲出。但此诗原题为“近试上张水部”，就分明给我们暗示了作事之本事——原来这是一首科举考试前的投献之作。因而其寓意也昭然若揭：“洞房昨夜停红烛”者，喜举进士(即被推荐到长安应试)也;“待晓堂前拜舅姑”者，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者，以所作诗文请教于名流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者，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这样，读者于赞美作者善写闺情之外，不是又别有一番会心么?倘若你能进而找出张水部(张籍)的答词：“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故沉吟。”(《酬朱床余》)两相参读，不是更为愉快吗?同样，如果我们能从《渡汉江》这个诗题，联想到宋之问生世，知道这乃是他从泷州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时所作，其实也就发掘出一则本事。于是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情，也会有更多的体贴同情。

知人论诗，往往有这样一个心理流程，即：赏诗——知人——赏诗。故善读诗者往往能从诗的关键字句悟到不见文字的作诗本事，穷追不舍，多方证明，从而纠正旧说之误，或考订出作品准确的写作时间。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前人多据题中“南陵”(今安徽南陵)二字断定天宝元年李白游泰山后携子女南下，移家南陵，由此入京。但有人注意到“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所述为北方之景，“会稽愚妇轻买臣”所切为任城(今山东济宁)与刘氏决离之事，认为李白乃由鲁入京。于事实有所发明，则此诗读来尤觉有味。又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向来凑合“饯别”，结合“校书”讲者，总觉扦格难通。詹锳先生根据较早版本和别的旁证，判断此诗题应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正确地将“蓬莱文章建安骨”一句解作汉代诗文，而与校书郎职司无关。这就辨明此诗本事，是李白赠著名古文家李华，而不是送别李云的诗篇，一通百通，使得全诗读来句句落实，语气飞扬，绝无滞碍，更其赏心悦目。考据先于义理，知人有助赏诗，于此也可以得到佐证。

我国古代文学固然以抒情、表现类文体最发达。但与现代诗歌相比，古代诗歌却又往往具有较多的叙事、再现成份。这就是说，在再现类文学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以表现为特征的诗歌，其职司也就更加专一;而在再现类文学未获得充分发展时，诗歌反兼有再现的成分。现代诗歌中的人称可以失去具体的指称意义，如《天狗》中“飞奔”、“狂叫”的“我”，读者不会将它等同于郭沫若本人。而古代诗歌中的人称则不然，如《羌村》三首、《北征》、《春望》中的“我”，则完全是诗人自己。艾青曾认为《石壕吏》不是诗，是韵文，正是以现代诗的观念去例古人。然而，诗的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万古如斯。正是由于上述缘故，文学史家们常常能根据诗人的作品某些字句加以编年，或作为研究诗人生平的重要材料。而古代诗人的自述或忆昔之作，也便成为我们知人的最好的材料。例如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张相镐》、《流夜郎赠辛判官》等诗，杜甫《壮游》、《昔游》等诗，其中不仅可以看到诗人个人生活，还可看到当时的社会情况，由于是夫子自道，读来更觉亲切。高适《别韦参军》写道：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向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环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从此诗我们大体可以了解诗人早年流落不偶的遭逢和心情。从而在读到他的“拜迎官长心骨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一类同情士卒人民，与岑参尚武好勇的倾向不同的杰作时，也就能知其所以然了。因此，对这类诗作予以充分注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能将古代诗人自述生平的诗篇和诗句加以汇编，以飨读者，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