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以后巴蜀地区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至宋代正是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 之一，也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达，社会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 高，饮酒消费也是其中之一。自唐代开始，成都出现了大量的酒家，据说是酒肆如林， 酒家遍城。在这些酒家中，官府经营的酒楼占有较大的比例。当时有“益州官楼酒如 海”之说。加之，巴蜀游宴节日中的饮酒，家庭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中的习俗性饮酒，造 成了巴蜀地区酒消费量的日益增多。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卖酒的店铺“凡四 百九十六家，有烧酒、大曲酒、红老酒，地均不宽敞。”在这样普遍的酒消费背景下，酒 的酿制必然有较快的发展，形成了广泛的巴蜀酒生产。

其次，唐代文人的豪饮之风对当时的影响较大，对后世的风尚也留下了深刻影 响。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集中反映了唐代文人的豪饮风尚：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阴三斗始朝天，道逄麹东口流涎，

恨不够封向酒字，左相日与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洒美少年，举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项王公前，挥毫落纸如烟云。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读雄辩惊四筵。

这八人的饮酒风尚恰是唐代文人的缩影，这些文人中，有许多曾经到过巴蜀，对巴蜀 的影响当是十分明显的。李白《将进酒》一诗，表现了诗人对饮酒的看法：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

主人何为言钱少，经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文人这种借酒浇愁，以酒壮行色的做法，导致众人模仿，纵酒狂饮渐次扩展为一 般百姓的行为，尤其是节日欢宴，更是借纵酒为口实。宋代，范成大在《竹枝词》中写 道：“五月五日岗气开，南门竞船争看来。云安酒浓麹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归。”更值得 指出的是，名人的豪饮风尚不仅影响了民间的饮酒习俗，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综合 性的酒文化，从饮酒方式，饮酒环境，饮酒用品到有关饮酒的文学艺术、文化娱乐活 动。李白、杜甫的两首诗作，是当时文人饮酒的记载和描述，也是酒文学作品的名篇。 因而，这种较高文化层次的饮酒风尚对酒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巴蜀地区酿酒业的发达也与各代政权发展酒生产有密切关系。因为巴蜀地 区是粮食主产区，生产酒的原料低廉，而酒的价格相对较高，酿酒利润就较多。自实行 酒榷政策之后，酒税收入不断增多。到宋代，巴蜀酒税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财政收入来 源。北宋中期，成都酒税达44万余贯，与当时的京城开封府的酒税相当。成都设有税 收的酒务28处。汉州(今四川广汉)设有酒务19处，酒税近2万余贯。建炎三年(1129 年)，为了增加巴蜀地区的酒税收入，采纳了赵开建议的隔槽法，即允许民间向官府纳 钱，私家酿酒。此法一行，巴蜀地区的酒税猛然上升，高达690余万贯。在这以后的70 年间，虽然酒税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410万贯以上;巴蜀地区的酒税占了全国税收 的28%—49%。这种财政收入大大缓和了南宋的财政困难。这充分说明，隔槽法对巴 蜀酿酒业的促进作用。同时，巴蜀地区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地区。为了 减少这一地区的民族冲突，促进各民族间的融合;同时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发展，为中原地区提供更多的物资，自宋代开始，就在少数民族中间实行了“酒茗弛 禁”政策。也就是说，允许少数民族私家酿酒，种茶制茶，对少数民族免征酒税、茶税。 “酒茗弛禁”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作用，特别是在促进少数民族地 区的酿酒业的发展上，有更显著的作用。五粮液的前身，杂粮酒就是在“酒茗弛禁”政 策的基础上诞生的。历代政府大力发展巴蜀酿酒业，必然会导致巴蜀酒生产的普遍， 巴蜀名酒也就有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总之，由于巴蜀地区有较大的酒消费量，历代朝廷采用各种方式促进巴蜀地区的 酿酒业发展，构成了巴蜀酒文化发展的经济环境。历代文人纵酒狂饮的风尚，有关酒 的文学艺术，文化娱乐的不断出现，则形成了巴蜀酒文化发展的文化环境。在这种社 会环境中，巴蜀酒文化就能够茁壮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