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为木本灌木，毛茛科，芍药属植物，古名 “鹿韭”、“鼠姑”。《神农本草经》 载： “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牡丹在秦汉以前原本无名，由于其枝叶、花形均与芍药相似，为同属植物，只是一为木本、一为草本，皆称芍药。“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 (宋·郑樵 《通志》)。因而牡丹曾称“木芍药”。牡丹本名的得来是古人根据牡丹可无性繁殖，且花为红色而称之。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 中述，牡丹者，因它 “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其花红色，故谓丹。” 又由于中国人历来把牡丹作为富贵的象征，古时有 “牡丹名品，千金难买”之说，故牡丹在民间又叫 “富贵花”、“百两金”。此外，在中国，由于牡丹最早栽培中心是洛阳，后来在各地引种后，习惯叫牡丹为 “洛阳花”。据传，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即日本奈良时代圣天皇在位期间 (公元724-749)，由中国高僧法海把牡丹带入日本，花朵无比硕大，日本人称谓 “唐狮子”，意为中国花。

牡丹，最早是原产在中国诸多山脉的野生花卉，初以药用植物记载于汉代华佗所著的 《神农本草经》 内。1992年在甘肃武威柏树乡出土的东汉坟墓医简中，也有关于牡丹治疗瘀血的记载。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实行人工栽培，有史可查始于南北朝时代，至今已有1650年的历史。南朝诗人谢康乐 (谢灵运)曰： “永嘉 (即今浙江温州一带)水际间多牡丹。” 《佩文斋广群芳谱》 中记载： “秦汉以前无考，自谢灵运始言。” 刘宾洛 《嘉话录》 云： “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据史料考证，中国牡丹的栽培至少始于两汉时代。

隋朝时，中国皇朝建都于洛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便有了较多的关于牡丹栽培的史料记载。王应麟 《玉海》 中载 “隋炀帝辟地二百里 (亩) 为西苑……召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 (今河南洛阳)。易州 (今河北易县) 进二十箱牡丹。有頳红、鞓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隋志·素问篇》曰： “清明次五日牡丹华”。由此可见，中国牡丹作为观赏栽培发展之初，洛阳成为中国牡丹的第一个栽培中心。据考证，当时牡丹品种达21个。这一时期的牡丹发展，对于后来整个中国牡丹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定都长安 (今陕西西安)，洛阳变为陪都。这一时期，国家空前昌盛，花事无比繁荣。中国牡丹的栽培亦兴旺发达。长安继而成为中国牡丹的栽培中心。当时牡丹珍贵稀少，先是在宫廷御苑栽植。唐·舒元舆 《牡丹赋》 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重所知，花则何遇焉? 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渐盛。” 《龙城录》 中有关于唐明皇召洛阳宋单父在骊山种牡丹的记述： “洛人宋单父， 字仲孺， 善吟诗亦能种艺术。 凡牡丹变易千种。 红白色， 人不能知其术。 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 《开元天宝遗事》 记唐明皇与杨贵妃酒醒共赏牡丹时曰： “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 皇家对牡丹的钟好，宫廷栽植牡丹的兴盛，很快发展为民间遍植。一到牡丹花期，长安城里三条九陌，真乃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灼灼百朵红，盏盏五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唐·白居易 《买花》)。《国史补》 中记 “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观为耻，人种以求利，一本有直(值) 数万者。” 著名诗人刘禹锡在 《赏牡丹》 诗中的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和白居易在 《牡丹芳》 中的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的诗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牡丹风靡长安，都人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李白拿牡丹比喻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的诗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长安牡丹的兴起，不仅仅限于皇家、俗民，而连那些脱离红尘的僧道之徒，亦都喜欢牡丹，当时的寺庙道观这些脱俗净地也都竞植牡丹。《剧谭录》 中载： “京国花卉之辰，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 又据 《南部新书》 载： “长安三月五日 (农历) 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之果院白牡丹迟半月开。”除了慈恩寺外，据 《酉阳杂俎》中记，兴唐寺、兴善寺皆种有一定数量牡丹。

中国牡丹在长安的兴盛，直接影响着东都洛阳牡丹的发展。《曹州牡丹谱》曰：“唐盛于长安，洛阳分有其盛，自天后时已然。” 武则天为皇后时，就非常重视牡丹的发展，在她当上皇帝时，立周朝于洛阳，更加重视牡丹的发展。《闻见录》 记欧阳公牡丹谱后序曰： “自武则天后，洛阳牡丹始盛。” 由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武则天女皇是爱牡丹，发展牡丹的，而不是神话传说中的贬牡丹。据考证，现在洛阳牡丹的主栽品种 “洛阳红” 就是武则天从其山西西河老家引至上苑，后引至洛阳的品种。“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则正是武则天赞美牡丹的佳句。

到了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位移，洛阳很快恢复了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的地位，洛阳牡丹名冠天下。洛阳人特别推崇牡丹，养花、赏花成为风尚。正如当时在洛阳做留守推官的欧阳修在 《洛阳牡丹记》 中所述： “洛阳人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 北宋大学士哲学家邵雍祖居洛阳，最知洛阳的习俗，写诗道： “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开花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 由此可见洛阳人自古就有钟爱牡丹，栽培牡丹和观赏牡丹的习俗。

由于从东汉、魏、晋至隋，以及唐中的周朝，洛阳都是帝都，期间诸多帝王、官僚、贵族、文人、贾商，纷纷在洛阳修造宫殿、官邸、宅园，使洛阳形成了 “宫殿楼阁宏伟壮丽，士大夫之宅榭连檐衢”。北宋哲学家邵雍曾写道： “人间佳杰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 正是因为数朝代的建设基础，使得当时洛阳的造园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自然带动洛阳牡丹的发展。洛阳城围数十里，家家有花园，凡园皆种牡丹。宋朝 《洛阳名园记》 载： “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 每到暮春牡丹盛开之时，万人空巷，花海人潮，争相观赏。城里买花、卖花、观花者成群结队，骆绎不绝; 都人仕女倾城出动，车水马龙; 豪门权贵开筵待客，赏花饮酒，醉而方休; 文人墨客弄笔挥毫、吟诗作画，痴而忘归。真乃司马光所写的壮观景象：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丛中十万家。” 宋·欧阳公，《洛阳记》 中述： “洛阳之俗，开花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幕帘，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栗棣坊，长寿东街与郭令宅，至花乃罢。” 可见当时牡丹花期的庆事活动景象。

北宋时期，中国牡丹的栽培已开始了。牡丹的育种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开始运用嫁接技术繁殖苗木，新品种不断涌现。欧阳修当年曾惊呼： “四十年间花百变!” 在此基础上，牡丹专著先后问世。宋仁宗景佑元年 (公元1034年) 欧阳修 《洛阳牡丹记》 刊出。此书列举洛阳牡丹名品24个，其中重瓣品种13个，复瓣品种8个，单瓣品种3个，并解释花名的由来，介绍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习俗; 对牡丹的分布、品种变异和育种，花型演变趋势以及牡丹栽培经验，都作了简要而深刻的记述，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牡丹专著。十年后，欧阳修又撰写了 《洛阳牡丹图诗》，客观地总结出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据考，当时记载中国牡丹品种达119个 (张峋 《洛阳花谱》)。仅周师厚撰写的 《洛阳花木记》 中所列举牡丹名称的就有109个品种。

北宋末年，战争迭起，兵荒马乱。继而宋室南度。政治中心的位移，洛阳牡丹栽培面积锐减。取而代之陈州 (今河南淮阳) 牡丹兴起，形成了中国牡丹的又一个栽培中心。陈州牡丹皆从洛阳引进，栽培面积远远超过洛阳。宋·张邦基 《陈州牡丹记》中有：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名也。园户种花如种粟，动之顷计” 的记载。陈州牡丹的兴起，对相距不远的安徽亳州和山东曹州 (菏泽) 的牡丹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好景不长，陈州牡丹兴盛不久，由于金人入侵，陈州牡丹面积急剧下降，几乎被摧残殆尽。

南宋时期，天彭 (今四川省彭州市) 牡丹发展较快，并享有盛名。所谓天彭牡丹，是指以彭州为中心包括成都等周围地区的牡丹。天彭牡丹始栽于唐代，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 《天彭看牡丹阻水》。唐宋之交，前蜀后主王衍的舅父徐延琼自秦州 (今甘肃天水一带) 僧院购到一株年代久远的牡丹，移于成都新宅。后蜀后主孟昶引种许多牡丹，“于宣华苑广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 (宋·胡元质 《牡丹记》)。另据清光绪年间所编的 《彭县志》 载： “东岳殿为金华宫，建自汉代，唐金头陀禅师重修。金头陀在宫之永宁院开辟荒地，广植牡丹，自成一景，尤以白牡丹出名，被誉为牡丹院”。

天彭牡丹的发展，很快成为四川乃至中国的牡丹栽培中心。此期间天彭种植牡丹面积和观赏牡丹的热潮都不亚于长安和洛阳。《天彭牡丹谱》 载 “天彭号小西京 (宋时洛阳相对开封而称之)，以其俗好花，有京洛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帟幙，车马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 李心正在 《赠陈明府序》 中也载： “彭邑夙称巨丽里，名花街，犹县号小洛阳，皆以牡丹得名。” 《成都记》 中曰： “彭城牡丹在蜀为第一，故有小洛阳之称。天彭谓之花州，牛心山下谓之花村。” 可见当时天彭牡丹的发展何等兴盛。

天彭牡丹，大部分是引自洛阳，崇宁至宣和年间，当地百姓从洛阳购回牡丹新品种。洛阳牡丹传入彭州，大大促进了天彭牡丹的发展，民间种花曾盛极一时。南宋时在蜀为官的大诗人陆游在 《天彭牡丹谱》 中，详细记载了天彭牡丹的发展过程：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祥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其后花稍衰，人亦不复之。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石子滩杨氏皆买洛中新花以。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 《古今杂记》 也说： “彭州辅郡典州者多，其戚里得上苑”。“此彭门之始 (盛) 也。” 除了从洛阳大量引进牡丹新品种外，还有一部分是当地品种和收集失落到民间的牡丹。其当地品种中，大都是单瓣品种和半重瓣品种。宋·陆游 《天彭牡丹谱》 花释名曰 “彭人谓花之多叶 (重瓣) 者，京花，单叶者川花。”宋时，天彭牡丹多集中于川流不息的著名游览胜地丹景山上，依山而植。《彭县志》记县西北32公里的丹景山，即因盛植牡丹而得名。“上有牡丹坪，种花最盛，” 牡丹有“成树盈把者”，相传为后蜀移植。

天彭牡丹不仅株大、瓣多、花硕，而且品种优良，如彭州紫、丹景红、玉重楼等品种，都是天下之珍品。当时牡丹的栽培科学化已具有一定的水平，人们不仅运用分株、嫁接等方法繁殖牡丹，而且已出现播种天然授粉所结的种籽，从实生苗中选育优良变异的品种。于是，牡丹新品种不断出现。陆游在 《天彭牡丹谱》 “花品序” 中所载牡丹新品种已达64种。此外洛阳有的品种未记之。《天彭牡丹谱》 “花释名” 中曰：“洛花见记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 天彭牡丹大约到明代，由于战乱频繁，牡丹渐衰，包括民间的牡丹，也失落得尚存无几。丹景山最盛处永宁院的牡丹，由于所处山顶僧院而幸免遭劫，被保留下来。但到民国时期，因为官吏、豪绅纷至沓来，寺僧不堪其扰，故意忍痛用沸水将花浇死，甚惜无奈，以求永宁。

金、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在中国各主要牡丹产区，牡丹面积锐减，品种退化，很少能看到瓣化度高的珍贵品种。“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不恒有者” (姚燧 《序牡丹》)。

明代，安徽亳州、山东曹州两地开始发展牡丹，且发展极速，相继成为中国牡丹栽培中心。此期间北京牡丹、江南牡丹、甘肃牡丹等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发展。

明万历癸丑 (公元1613年) 年间，薛风翔著 《亳州牡丹史》 载： “亳有牡丹始自德 (正德)、靖 (嘉靖) 间。亳人自洛乞魏花一本，以黄金一笏。” “魏花入亳呈肉红尖胎，树绿如柳，” “花艳梅红浅深相同，” “亭亭露奇”，“价值倾城”。真是魏紫出洛阳，在毫州更呈奇。毫州牡丹除了从洛阳引种外，由于与曹州同期发展，相互之间引进品种。如 《亳州牡丹史》 中对 “金玉交辉” 品种的记载： “此曹州所出，为第一品。” “更有绿色一种，色如豆绿，大叶白花，千层起楼，出自邓氏，真为异品，世所罕见。花叟石孺先得接头，后复移根，俱未生，岂尤物为造化的忌欤。又有万叠雪峰，千叶白花，亦曹州之神物，亳尚未有。” 考证当时亳州百姓种植牡丹的积极性甚高。《亳州牡丹》 记载： 德靖年间，有薛、颜、李等诸家 “遍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不惜重金购买名种，每以数千钱博一小芽，珍护如珊瑚。” 亳州百姓如此珍爱牡丹和群众性地广泛收集牡丹品种，使得亳州牡丹日渐兴盛。到了隆庆、万历年间，牡丹在亳州，盛极一时。清·夏之臣 《评亳州牡丹》曰： “吾亳土脉颇宜花，毋论园丁地方，但好事者，皆能以籽种，或就根分移。其捷径者惟取方寸之芽，于下品牡丹全根上如法接之。当年盛者长一尺余，即著花一二朵，二三年转盛。” 这说明，当时在牡丹繁殖技术上，不仅靠籽播、分株，而且嫁接技术水平相当高。这种取其名贵牡丹品种的枝芽作接穗，利用一般牡丹根作砧木进行嫁接的繁殖技术，至今还被沿袭使用。当时在牡丹栽培中，种子播种繁殖的实生苗变异较多，“其种类异者，其种之忽变者也”，故牡丹新品倍出。据薛凤翔 《亳州牡丹》 表中列举的牡丹品种就有167个。薛凤翔的《牡丹八书》，还从牡丹的种、栽、分、接、浇、养、医、忌八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这本书是中国牡丹栽培史上继欧阳修 《洛阳牡丹记》 后的又一部牡丹专著。

曹州牡丹的发展起源于明代，据明万历苏毓眉著 《兖州府志·风土志》 曰： “古济阴 (曹州) 之地，物产无异他异，惟土人好种花树、牡丹、芍药之属，以数十百种。”曹州牡丹的兴起，对整个中国牡丹的发展影响巨大。继牡丹在亳州兴盛之后，曹州成为中国牡丹最大的栽培中心。清·蒋迁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部》 载： “尝考牡丹，初盛于洛下 (即洛阳，) 再盛于亳州，至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 从明朝至清朝 (清中后中国牡丹栽培中心为北京)，曹州都是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直至现在，曹州仍是中国牡丹最为集中的生产基地之一。

曹州最初有相当部分的牡丹传统品种乃直接和间接引种于洛阳牡丹。史载明嘉靖初，曹人赵瑞波好花，他行医过洛阳时，得白、紫、粉、红四种，植于曹州。到万历年间，他又亲赴洛阳求得姚黄和魏紫等十几种牡丹移植曹州。

明末清初，曹州牡丹发展达到了高峰，曹州城东北一带，牡丹连阡接陌，万紫千红。明代谢在杭曾任东平府太守，他回忆路过曹州看牡丹的情景： “余过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风送鼻，盖家家畦园之中俱植之，若蔬然” 《五杂俎》 还曰： 又在一家赏牡丹，“园可五十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彩夺目。” 当时曹州的牡丹园更是鳞次栉比，较为著名的园子有： 周花园、毛氏花园、万花村花园、赵氏花园、凝香园、巢凝园等。这一切，足见当时曹州牡丹栽培之盛。流传至今的 “赵粉”、“赵红”、“赵紫”、“赵绿” 等牡丹珍品，就是当年赵楼村先民赵邦瑞等所选育而成。“何园红”、“何园白” 两个品种，就是出自明万历三十八年 (公元1610年) 进士何应瑞家的 “凝香园”。

清康熙年间，《曹南牡丹谱》 中记述了曹州牡丹的盛况： “虽屡遭兵燹，花木凋残，不及往时之繁，然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 谱中所列牡丹品种达77个。清道光年赵孟俭撰 《桑篱园牡丹谱》 中记载牡丹151种; 清光绪初年，赵世学 《新增桑篱园牡丹谱》 中记载牡丹品种已达240余种。由此可见当时曹州牡丹新品种层出不穷。曹州牡丹直到清末才开始衰退，且大都毁于黄河决口洪水淹没的自然灾害之中。

清代时，燕都 (今北京) 牡丹栽培已发展成较大规模。尽管曹州牡丹仍兴盛未衰，但北京牡丹的发展较之曹州胜之有过，成为中国牡丹栽培中心。

北京自辽、金建都于此，牡丹栽培就日渐兴盛。明代 《北京考》 上记载辽圣宗在统和十二年三月去长春宫观赏牡丹。明朝时，北京牡丹发展空前，“金殿内外尽植牡丹”。除宫廷外，城外也广植牡丹，其中较为有名气的三大牡丹栽植园，一是梁家园(今北京宣武门外梁家园一带)。《篁墩集》 载： “园中牡丹、芍药几十亩，每花时，香冉冉闻里。论者疑与古洛中 (洛阳) 无异。” 二是清华园 (今北京大学西墙外)，据《燕都游览志》 载： “武清侯别业，额曰‘清华园’，广十里，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第一，开时足成花海。” 三是惠安园 (今阜成门外花园村一带)，园主惠安伯张元善。刘侗、于奕正 《帝城景物略》 载： “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都城牡丹时，无不前往惠安园者，园在嘉兴观西二里，堂前牡丹数百亩。” 明代大文学家袁宏道曾前往观花云： “牡丹繁盛，约开五千余，‘平头紫’ 大如盘者甚夥，‘西瓜瓤’ ‘舞青倪’ 之类，遍畦有之，一种为 ‘芙蓉三变’ 尤佳，晓起白如珂雪，已后作嫩黄色，午间红晕一点如腮霞，花之极妖异者……自篱落以至门屏，无非牡丹，可谓极花之观” (明·袁宏道 《张园看牡丹记》)。

清朝时，北京牡丹栽培盛极。在北京城南丰台、草桥一带，有十八个村庄以生产花卉为业，其中排林村种植牡丹最盛。在北京西山戒台寺里有一个两进四合院叫牡丹院，自清代以种牡丹而闻名。此院主要为行宫而建置。清朝廷恭亲王奕诉曾在此留居十余年。民国时这里称 “西山别墅”。史载牡丹院曾有名贵的黄牡丹和绿牡丹品种。北京牡丹的兴盛，可谓凡园皆植牡丹，凡寺皆植牡丹。慈禧太后曾赦定牡丹为国花。在御花园的北京颐和园排云殿东侧的仁寿殿处，曾修筑了牡丹台，也叫国花台，台上广植牡丹，慈禧命将 “国花台” 三字刻于石上，至今此石还存于遗址处。位于白纸坊的崇效寺种植牡丹最多，每岁花开时节，四方游客如云。在北京西直门外的极乐寺，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从建寺开始，就在寺东侧大面积种植牡丹，清末因牡丹而名赫，更名为 “国花堂”，其匾额上 “国花堂” 三字为成亲王亲笔所写。

中国牡丹传入欧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178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外科医生Alexander Duncan将第一株牡丹从广州寄送到英国伦敦Sir Joseph银行，这株牡丹具有红色重瓣花朵，并于1789年移栽在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1802年，一株具有单瓣白色花朵，花瓣基部有紫红色斑纹的牡丹从广州引种到英国哈德福夏郡Abraham Hame先生的花园中。英国植物学家Henry C.Andrews于1904年发表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的原始描述就是依据在伦敦栽培的这个植株。这是中国牡丹被科学家定名最早的一个种。

清朝是中国牡丹发展达到顶点而又衰落的时期。清代末年，随着清政府的腐败衰亡，中国牡丹在北京的栽培也渐衰向低潮。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牡丹产区的牡丹几乎散失殆尽，中国牡丹衰落至极。

以上为中国牡丹中主要群落——中原牡丹的盛衰发展历史。其中包括天彭牡丹，虽地处西南，但牡丹栽植海拔高度相对小气候与中原相似，从牡丹引种角度应属一类牡丹。在牡丹各个栽培中心相继盛衰的同时，交替发展的中国牡丹栽培集中地还有甘肃一带耐寒性的紫斑牡丹群落和江南诸地的抗热耐湿的牡丹群落。此外，山西、河北、牡丹江市、延安等地牡丹在不同的时期，相对都有所发展。

铜陵的牡丹栽培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铜陵县志·古迹》 篇记载： “仙牡丹，长山石窦中有白牡丹一株，高尺余，花二三枝，素艳绝丽。” 相传为葛洪所种。据考证，仙牡丹相似今铜陵大面积栽培的药用品种 “凤丹白”。《铜陵县志》 卷十四中有石洞村 (今铜陵县董店乡) 盛嘉佑等人写的 《牡丹宅怀古》 诗三首。其中有： “筹边持节善怀柔，西夏还辕锡予优。一种名花分御园，九重春色满赢州。” 此时应为北宋时期。如今铜陵所保留栽培的 “御园红” 重瓣浅红色品种，据盛姓花农讲，就是当年皇帝赐给他们祖先的。铜陵牡丹主要以生产药材为主，品种单一，集中种植于凤凰山一带，其数量可为全国第一。有关白牡丹的栽培，《巢县志》 和 《无为县志》 均有记载。至今在巢湖市还有宋时留传下来的山崖牡丹，由于花色雪白如玉，被称为 “银屏牡丹”，宋代时欧阳修在滁州任官时就对此株牡丹留下了诗句。这株牡丹特奇，千百年来，经当地百姓观察，每年 “谷雨” 定开无疑，但绽开朵数却有讲究。11～13朵则预示当年大涝，6～7朵则预示当年风调雨顺，5朵以下则预示干旱。此外，安徽还有宁国、歙县等地，历史上也曾盛产牡丹。《宁国县志》 载： “宁国、蟠龙素产牡丹，以黄、白为贵，土人运往广东，价重洛阳，洪杨乱后，所产甚稀，近陈氏莳艺尚保存遗种云。” 总之，安徽牡丹主要是以生产药材为主，其观赏品种数量相对较少。

在江南牡丹中，明代以江阴牡丹为盛。明·焦立《牡丹史序》载： “近世北之亳州，南之暨阳为独著。”此外，苏州、杭州一带也有不少的种植牡丹。计楠《牡丹谱》(公元1809年)总结了江南水乡牡丹栽培育种经验。在浙江嘉兴，计楠共收集牡丹品种103个。到清时，上海牡丹较为繁盛。清修《上海县志》载： “最盛于法华寺，品类极繁，甲于东南，有小洛阳之称。”法华寺牡丹始于明代而盛于清代。品种曾多达百余种，后为黄园(也叫真如园)取代。除栽培中国品种外，还从日本、法国引进一些品种。民国时期，园主人黄岳渊撰《花经》载： “现今牡丹品种极多，即予真如园中，已有四百余种，且年年在增加中。”可惜该园牡丹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云南昆明、广西灌阳也产牡丹。据考，法国的黄牡丹就是从中国云南传入的。明朝时期，广西灌阳盛植牡丹，曾有小洛阳之称。明修《广西通志》载： “广西牡丹出灵川、灌阳，灌阳牡丹有高一丈者，其地名小洛阳。”

甘肃牡丹为紫斑牡丹，它是中国牡丹品种群的原始种之一。这一种群对中国牡丹的栽培种影响较大。中原牡丹种群中有些品种花瓣基部至今还有隐约可见的红紫或紫黑色斑迹，这说明很久以前，甘肃牡丹就已传入中原。

甘肃牡丹既不像洛阳牡丹大都集中于庭园种植，又不像曹州牡丹那样集中连片大面积栽培，而是广泛分布于全省成百上千个乡村的农家宅院中的零散型种植。它除了绝大多数品种花瓣保留有紫斑和具有耐寒性状的特点外，这种群众性喜爱牡丹、世代培育牡丹和分布广泛本身就是一大特点，这是中国牡丹其它产区所不能比拟的。正是由于分散民栽这一特点，使甘肃牡丹受政治气候影响不大，在发展上没有明显的兴盛期，也没有明显的衰落期。千余年来，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

甘肃牡丹分布在兰州、榆中、临夏、临洮、陇西、定西等地区。较为集中的是临夏、临洮和兰州。由于甘肃是野生紫斑牡丹的原产地，其园艺栽培至少始于唐代。古金镇压兰州的金天观牡丹相传为唐代遗物。在临夏，许多唐代建筑物上，都有牡丹瓶插和盆栽的砖雕。但有文献可考的是明朝嘉靖年间所编《河州志》和龚景翰编的《循化志》，其中记载当地不仅有牡丹、芍药栽培，而且“打儿架山上野花极繁，多不知名，惟牡丹、芍药可指数”，“保安上李屯(今青海同仁县)独产黄牡丹”。《河州志》还载：“牡丹旧有数十种，近来栽培法，冠绝全省。”所谓河州，即今临夏，古时也称袍罕，曾是西秦王朝的京都。因此，临夏牡丹的栽培就必然相似于中原牡丹的发展，受政治气候制约，具有相对较明显的兴衰史。清代诗人吴镇曾歌吟临夏牡丹： “袍罕花城小洛阳，金城得比讵寻常”，“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可见临夏在明清时牡丹栽培的兴盛。

甘肃省大范围的普遍栽植牡丹史由来已久。清编《甘肃新通志》曾有牡丹在甘肃“各州府都有，唯兰州较盛，五色俱备”的记载。兰州的憩园栽有牡丹，谭嗣同记述憩园“林亭之胜，琼绝一时”。且“甘肃故产牡丹，而以署中所植牡丹为冠，凡百数十本，本着花以百计，高过屋”。正是由于甘肃古时陵丘土塬中遍地原产的紫斑牡丹，才为众民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成为紫斑牡丹分布较广的原因之一。

甘肃紫斑牡丹群落在中国牡丹中相对种性较纯，但考其古时也有引种于中原牡丹。今临洮西坪李姓家一株古老的 “魏紫”，就是他们祖先从洛阳引去的，至今还枝繁花硕，光彩照人。

此外，在唐代中国东北牡丹江一带也曾盛植牡丹。《松漠纪闻》 载： “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地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本，有数十千丛生者。” 陕北的延安万花山，也盛产牡丹。清·嘉靖 《延安府志》 载： “花源头产牡丹极多，樵者以之为薪。”当地人以赏花赶庙会的习俗有一千余年的历史。

中国之大，牡丹遍植。湖北隆中牡丹、江苏盐城牡丹、浙江杭州牡丹、山西太原牡丹，河北易州牡丹、西藏牡丹、云南昆明牡丹、台湾阿里山牡丹都有其特定时代、环境和不同的发展历史。

纵观中国牡丹发展历史，没有任何一种花卉能像牡丹一样，其栽培中心随着朝代的更换、政治中心的位移而变迁; 也没有任何一种花卉能像牡丹一样，其发展规模随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而荣枯; 更没有任何一种花卉能像牡丹一样，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延植华夏数千春秋。唯有牡丹，史称国花。能够象征中国之花者，非牡丹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