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这首诗历代经学家都认为是政治讽刺诗。《毛诗序》说:“刺卫宣姜 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后来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宋 代的朱熹均沿袭此说,认为卫国的国君惠公之母宣姜与惠公之异母兄公 子顽有淫乱关系,诗人作此诗讽刺宣姜与公子顽的行径还不如禽鸟的偶 匹有常,因而唾而骂之为“人之无良”。直到清代末年,《诗经》研究专 家方玉润才突破了经学的束缚,认为历代注经家“刺宣姜”之说有不通之 处。古代以孝为德之先,惠公即使对母亲不满,也不至于发出“人之无 良”的怒骂。他认为这首诗“诗必有所谓,但一时不得其解耳”,要“存而 不论”(《诗经原始》)。方氏有疑的治学精神固然比经学家的主观武断 前进了一步,但是,这首诗果然只能“存而不论”吗?现代学者金启华先 生的解释,揭开了这首诗的千古之谜。他认为这首诗是“女子对坏男人 的斥责”(《国风今译》),这就摆脱了注经家对此诗的歪曲解释,回复 了它的民歌原貌。金先生对此诗的翻译,可谓声情并茂,兹录以享读 者:
鹌鹑对对舞,喜鹊双双住。
人儿坏心肠,我把他当兄长。
喜鹊双双住,鹌鹑对对舞。
人儿坏心肠,我把他当尊长。
这首诗是民歌,并不是贵族文人的讽刺诗。诗人是一位女子,她把 一位男子当作兄长看待,可是这位心怀鬼胎的男子却企图对她有非分之 望。诗人气愤之余,作了这首诗来唾骂他: 你看那天上飞的鹌鹑与喜鹊 都是成双成对、偶匹有常,你这位有妇之夫却对我无礼,连鸟儿都不 如! 我平素把你当作兄长、尊长来敬重,没想到你今日却露出了真面 目,原来是个好色之徒!
《诗经》的时代,社会风俗还不象后代礼教化的封建社会那样男女 授受不亲。我们从国风的许多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青年男女有很 多自由接触的机会,甚至自由恋爱的条件。可是,当时的社会早已进入 了文明时代,已经不象远古氏族社会那样男女杂居。人们的生活中已经 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男女关系也有了固定的配偶关系。因此、在人们 的心目中,男女关系应该如鸟儿的“奔奔”、“强强” (都指居有常匹,飞 有常偶) 那样,既然已经结婚,就不能喜新厌旧或贪得无厌,干那种寻 花问柳的风流事了。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伪君子不 满足自己的妻子而另寻新欢的丑态。这种状况可以从《氓》、《谷风》 两首著名的弃妇诗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氓》、《谷风》是被抛弃妇女 的痛苦诉说,这首诗则是一位正义女子对好色之徒的愤怒指责。这位诗 人不是那种小恩小惠就能收买的幼稚无知的女子,而是一位有见有识、 深明事理的女子,她有极强的道德意识。尽管她平素把这位男子作为有 德有义的兄长来看待,可是一当他想越过伦理,胡作非为之时,她就撕 破面皮,对他痛斥了一番。
诗人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尤其是女性特有的自尊与自爱。她并不想 成为某个男人的附属物,而是想往着“鹑之奔奔,鹊之强强”的正常夫妻 生活。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女性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任人玩弄、任人宰割 的奴隶,早在《诗经》的时代,她们就具备了敢于追求、敢于反抗的美 好品德,这种品德后来被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压制得扭曲了,尤其是汉 代与宋代的两度礼教化,使女性几乎完全变成了男性的工具与玩物。我 们读这首数千年前的短诗,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位愤怒的女子,她指着伪 君子骂道:“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鹑之奔奔,鹊之强强”是兴中有 比,比中有兴,以鹑鹊的偶匹有常比喻人的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是典型 的民歌写法。以鸟比人,一方面使诗歌具有形象性,不使诗成为干巴巴 的说教,同时也增强了诗的含蓄深厚,使人玩味无穷。这首诗的比喻不 同于一般的比喻而更为深刻的在于它是“反比”。例如《周南·关睢》开 头曰:“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鸟的雄雌相求 比喻人的男女相求,这可以说是“顺比”“顺比”就是被比之物与所比之物 在某一点上是相似或相同的,而反比则正好相反,例如这首诗的不良之 人与鹑鹊的偶匹有常就是相反的。而且这首诗是以非人类为比,这就更 显得这位好色之徒连禽兽都不如了。如果用“顺比”,即用某种动物的偶 匹无常来比喻人的淫乱,那只能达到“行同禽兽”的深度,而“反比”则可 以达到“行不及禽兽”的深度,这就大大加深了诗的批判力量。
这首诗的前后两章基本上是互相重叠的,这也是国风的普遍特征。 但是国风的大多数诗篇一般在章法重叠时,要更换句子中的关键字,有 时以此见出某种渐进的次序。例如《周南·桃夭》,首章说:“桃之夭 夭, 灼灼其华”, 次章说:“桃之夭夭, 有其实”, 末章说:“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循序渐进地描写了桃之华、实、叶,以此比喻女子的出嫁 及其后的生活进程。本诗的后两句重叠,更换“兄”为“君”,与一般相 同,而前两句重叠却没有更换字句,只颠倒了上下句的次序。这是一种 貌似简单而实则高妙非常的艺术手法。字句相同而排列次序相异,读者 在咏歌时会产生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滋味,这正是诗歌语言所特有的妙 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停云》前两章之兴就是效法此诗而稍加变通。 首章曰:“霭霭停云,濛濛时雨……”,次章曰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 …”,明末清初著名文字批评家王夫之译道:“用兴处只颠倒上章而愈切 愈苦者,在音响感人,不以文句求也。如是此等处,令经生家更无讨线 索也”(《古诗评选》)。王夫之的评语对于此诗来说也是完全符合的, 诗的韵律之美必须通过反复吟咏读才能体会出来,仅以训诂家、音韵家 的解释是无法说明的。
这首诗一共只有三十二字,去掉重叠的,只有十七字,在如此简洁 精炼的语句中,既能表达如此激烈的情感,又能显示出如此高妙的艺术 性,确实是难得的。
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这首诗历代经学家都认为是政治讽刺诗。《毛诗序》说:“刺卫宣姜 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后来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宋 代的朱熹均沿袭此说,认为卫国的国君惠公之母宣姜与惠公之异母兄公 子顽有淫乱关系,诗人作此诗讽刺宣姜与公子顽的行径还不如禽鸟的偶 匹有常,因而唾而骂之为“人之无良”。直到清代末年,《诗经》研究专 家方玉润才突破了经学的束缚,认为历代注经家“刺宣姜”之说有不通之 处。古代以孝为德之先,惠公即使对母亲不满,也不至于发出“人之无 良”的怒骂。他认为这首诗“诗必有所谓,但一时不得其解耳”,要“存而 不论”(《诗经原始》)。方氏有疑的治学精神固然比经学家的主观武断 前进了一步,但是,这首诗果然只能“存而不论”吗?现代学者金启华先 生的解释,揭开了这首诗的千古之谜。他认为这首诗是“女子对坏男人 的斥责”(《国风今译》),这就摆脱了注经家对此诗的歪曲解释,回复 了它的民歌原貌。金先生对此诗的翻译,可谓声情并茂,兹录以享读 者:
鹌鹑对对舞,喜鹊双双住。
人儿坏心肠,我把他当兄长。
喜鹊双双住,鹌鹑对对舞。
人儿坏心肠,我把他当尊长。
这首诗是民歌,并不是贵族文人的讽刺诗。诗人是一位女子,她把 一位男子当作兄长看待,可是这位心怀鬼胎的男子却企图对她有非分之 望。诗人气愤之余,作了这首诗来唾骂他: 你看那天上飞的鹌鹑与喜鹊 都是成双成对、偶匹有常,你这位有妇之夫却对我无礼,连鸟儿都不 如! 我平素把你当作兄长、尊长来敬重,没想到你今日却露出了真面 目,原来是个好色之徒!
《诗经》的时代,社会风俗还不象后代礼教化的封建社会那样男女 授受不亲。我们从国风的许多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青年男女有很 多自由接触的机会,甚至自由恋爱的条件。可是,当时的社会早已进入 了文明时代,已经不象远古氏族社会那样男女杂居。人们的生活中已经 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男女关系也有了固定的配偶关系。因此、在人们 的心目中,男女关系应该如鸟儿的“奔奔”、“强强” (都指居有常匹,飞 有常偶) 那样,既然已经结婚,就不能喜新厌旧或贪得无厌,干那种寻 花问柳的风流事了。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伪君子不 满足自己的妻子而另寻新欢的丑态。这种状况可以从《氓》、《谷风》 两首著名的弃妇诗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氓》、《谷风》是被抛弃妇女 的痛苦诉说,这首诗则是一位正义女子对好色之徒的愤怒指责。这位诗 人不是那种小恩小惠就能收买的幼稚无知的女子,而是一位有见有识、 深明事理的女子,她有极强的道德意识。尽管她平素把这位男子作为有 德有义的兄长来看待,可是一当他想越过伦理,胡作非为之时,她就撕 破面皮,对他痛斥了一番。
诗人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尤其是女性特有的自尊与自爱。她并不想 成为某个男人的附属物,而是想往着“鹑之奔奔,鹊之强强”的正常夫妻 生活。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女性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任人玩弄、任人宰割 的奴隶,早在《诗经》的时代,她们就具备了敢于追求、敢于反抗的美 好品德,这种品德后来被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压制得扭曲了,尤其是汉 代与宋代的两度礼教化,使女性几乎完全变成了男性的工具与玩物。我 们读这首数千年前的短诗,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位愤怒的女子,她指着伪 君子骂道:“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鹑之奔奔,鹊之强强”是兴中有 比,比中有兴,以鹑鹊的偶匹有常比喻人的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是典型 的民歌写法。以鸟比人,一方面使诗歌具有形象性,不使诗成为干巴巴 的说教,同时也增强了诗的含蓄深厚,使人玩味无穷。这首诗的比喻不 同于一般的比喻而更为深刻的在于它是“反比”。例如《周南·关睢》开 头曰:“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鸟的雄雌相求 比喻人的男女相求,这可以说是“顺比”“顺比”就是被比之物与所比之物 在某一点上是相似或相同的,而反比则正好相反,例如这首诗的不良之 人与鹑鹊的偶匹有常就是相反的。而且这首诗是以非人类为比,这就更 显得这位好色之徒连禽兽都不如了。如果用“顺比”,即用某种动物的偶 匹无常来比喻人的淫乱,那只能达到“行同禽兽”的深度,而“反比”则可 以达到“行不及禽兽”的深度,这就大大加深了诗的批判力量。
这首诗的前后两章基本上是互相重叠的,这也是国风的普遍特征。 但是国风的大多数诗篇一般在章法重叠时,要更换句子中的关键字,有 时以此见出某种渐进的次序。例如《周南·桃夭》,首章说:“桃之夭 夭, 灼灼其华”, 次章说:“桃之夭夭, 有其实”, 末章说:“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循序渐进地描写了桃之华、实、叶,以此比喻女子的出嫁 及其后的生活进程。本诗的后两句重叠,更换“兄”为“君”,与一般相 同,而前两句重叠却没有更换字句,只颠倒了上下句的次序。这是一种 貌似简单而实则高妙非常的艺术手法。字句相同而排列次序相异,读者 在咏歌时会产生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滋味,这正是诗歌语言所特有的妙 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停云》前两章之兴就是效法此诗而稍加变通。 首章曰:“霭霭停云,濛濛时雨……”,次章曰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 …”,明末清初著名文字批评家王夫之译道:“用兴处只颠倒上章而愈切 愈苦者,在音响感人,不以文句求也。如是此等处,令经生家更无讨线 索也”(《古诗评选》)。王夫之的评语对于此诗来说也是完全符合的, 诗的韵律之美必须通过反复吟咏读才能体会出来,仅以训诂家、音韵家 的解释是无法说明的。
这首诗一共只有三十二字,去掉重叠的,只有十七字,在如此简洁 精炼的语句中,既能表达如此激烈的情感,又能显示出如此高妙的艺术 性,确实是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