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 远

        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日天子障。”鼓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遯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于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感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
        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雨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搏,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
        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之所罕经也。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岩,上有悬崖,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复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神验,病愈者令载杏五株,数年之间,蔚然成林。计奉在人间近三百年,容状常如三十时,俄而升仙,绝迹于杏林。其北岭两岩之间,常悬流遥霑激势相趣。百余仞中,云气映天,望之若山,有云雾焉。其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即以宫亭为号,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谓感化□……
        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蹎,其岩穷绝,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见人著沙弥服,凌云直上,既至,则踞其峰,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当时能文之士,咸为之异。又所止多奇,触象有异。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减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出于龙首也。南对高峰,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浮图,白鸥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东南有香罏山,孤峰独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氤氲若香烟,白云映其外,则炳然与众峰殊别;将雨,则其下水气涌出如马车盖,此龙井之所吐;其左则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前似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略举其异而已耳。
        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罏峰,北眺九江;传闻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鳞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叹其奇而已矣。
        
        晋安帝隆安五年以后,慧远派弟子往长安,与法师鸠摩罗什通好。他在庐山,大力宣扬僧伽提婆所译之 《阿毗昙》 (即 《发智论》)、佛陀跋多罗所传之达磨禅法及鸠摩罗什之 “三论” ( 《中论》、《百论》、《大智度论》),功绩卓著。他弘扬佛法,常引用儒典和《老》、《庄》,因为他既认佛法为“独绝之教,不变之宗”,又认为“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与隐士刘遗民等书》)。所以在他那里,儒、玄二宗都是为佛所用,而他又是以佛为宗,对儒道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一家言。他在东晋影响之大,和这有很大的关系。他曾著 《明报论》、《释三报论》来辟关于、报应” 的俗说,又作 《沙门不敬王者论》来答复桓玄的问难,其学说之核心,即“神不灭”论,以为 “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彻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 (《沙门不敬王者论》五) 而此精神不灭之说,实为三世因果报应之理论根据。他要摆脱沈溺生死之苦、累劫轮转之痛,所以在元兴元年与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等123人在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共期来生于西方净土。义照八年,又立台拟佛影;明年,又铭石记其事。
        上述慧远的这些佛教活动,地点都在庐山。所以他对庐山,似乎也洋溢着一种宗教的感情。
        这篇 《记》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叙述庐山的地理位置及其名称的由来。
        慧远时代,江州浔阳郡治即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区内,而庐山在其南。庐山的南端,面对着宫亭湖 (即今鄱阳湖临近宫亭庙的部分); 山北面,正对着九江(即浔阳江—傍着浔阳的这一段长江据说长江在这里分出九水,所以《尚书·禹贡》里有“九江孔殷”的话)。九江之南是小江(这小江当指湓水,它源出瑞昌县清湓山,流经浔阳城下,又名湓浦港,再往北,流入大江,入江处即古之湓口),庐山在小江之南30里多一点。庐山左边(即东边,此以庐山坐北朝南的方位来论左右)裹挟着彭蠡湖(即彭泽湖,今鄱阳湖),右边靠着大的州府(此处疑指柴桑县,该县曾是江州府治所在地,所以《晋书·地理志》说:“安帝义熙八年,省浔阳县入柴桑县,柴桑仍为郡(治)。”可见柴桑县曾为江州府治所,后来移治浔阳县,义熙八年又取消浔阳县,把它并入柴桑县,仍把江州府治设在这里)。庐山还是引控三江之水并占据着三江会合的形胜之地所谓“三江”,指长江在浔阳一带的三段水程。《初学记》引《尚书》郑注:“左合汉为北江,右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据此,则夏口(今汉口)附近长江叫北江,湖口附近称南江,夏口与湖口之间称中江。所以“左挟彭蠡”这几句,极言庐山地理位置的重要。下面又引《山海经·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日天子鄣。” 《水经注·庐江水》:“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水下入江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可知天子彰在庐山之一隅,距石门不甚远(石门在今庐山大天池附近),系庐江之所出,而流入彭泽(彭蠡泽—即彭蠡湖—鄱阳湖)之西,湖在东,山在西。慧远引《山海经》的话,是为他前面的叙述提供史料根据。
        叙完庐山的地理形势,又补说庐山之得名。他说殷周之际,有位匡续(“续”又作“俗”,“续”、“俗”一声之转)先生曾在仙人处受道,后来偶游庐山便隐居在这里,后人便用“匡续之庐”来称此山为“匡庐”、“匡山”或“庐山”。按,关于庐山的命名,历来有不同说法。除上述说法外,《水经注》还引到周景式的话:“庐山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出,周武王时,生而神灵,屡逃征聘,庐于此山……”,其论匡俗之时代,与慧远说相近。又引《豫章旧志》说:“庐俗,字君孝,本姓匡,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于官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则以匡俗为汉代人,其时代与前二是悬绝,亦不见载于正史。《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对这些说法的评论是:“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故《豫章记》以庐为姓,因庐以氏;周氏、远师,或托庐墓为辞,假凭虚以托称,二证既违,三情互爽。……故《海内东经》曰: ‘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是曰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殊称,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总之,几种传闻都不可信。以上是文章第一段。
        第二段写庐山总貌。说它有大岭七重,山体周长将近五百里。(按,据今天有人计算,其周长为四百里。)这里萦山带河,是兴风布雨之所,高岩倾宇,峭壁绝��,高有万寻;山藏暗穴,洞穿悬崖,人兽绝迹,险峻异常。特别的是,天将下雨之际,先有有白气渐渐聚集,在山岭下联结成缨络状;等到它们碰上岩石,就从岩岫吐出云来,转眼间浓云滚滚,紧接着大雨便倾泻下来,有时大风一起,振动山岩,其声澎湃,往来盘旋于山谷间,各种声响,齐鸣并奏,十分可怕。这是大自然的运动,令人难测。这一段,既写了庐山总貌,同时也抓住了庐山特色——随处可见的瞬息万变的景观。
        第三段,着重写第三岭。首先,它极高峻为人所罕至;另外,它是太史公司马迁曾登眺的地方;再有,它下边有重岩,岩上有悬崖,是古代仙人居处;悬崖后面又有岩,三国时吴国董奉曾在这里结馆隐居,他活了近三百岁,容貌神态却像是三十多岁的人。他为人治病并不取钱,而令重病愈者载杏五株,轻者一株,数年之间得十万余株。成为杏林。后来他竦身入云,成仙而去。事见《三国志》 及《神仙传》。第三岭说完,又把北岭南岭作简要介绍。写北岭,突出其悬流瀑布造成的云气映天的恢宏气势; 写南岭,则介绍安侯庙,但很简略,语气未完,疑有脱文。据梁慧皎《高僧传》,安世高本安息国王太子,让国于叔父而出家,汉魏间行达郜亭 (“宫”、“郜” 一声之转) 湖,时湖神分风上下,舟人敬惮,因与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请福,神忽降祝曰: “吾昔外国,与子共出家学道,而性多嗔恚,故堕神报。今见同学,悲欣不可胜言。” 世高请神出形,神乃出大蟒头,不知尾之长。世高向之胡语赞呗数番,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则知安世高为能超度大蟒,为旅祈福者。那么,人们为他立庙奉享,尊为安侯,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四段写七岭走势,集聚于东,其峰岩高绝,无人能上。先说野夫见人穿沙弥服(僧服)凌云直上其峰,后与云气俱灭。这峰可能指罗汉岩(约距龙首崖不远)。从野夫所见景况来推测,这僧大概是得道之人,当时的文士,都很惊异。不止是故事神奇,而且这一带的景物也很奇妙。所谓“触象有异”就指看到的景物不同一般。先说北面,背靠着重山,左边有龙形,右边是塔基,下有甘泉涌出,说这泉出于龙首,今庐山有龙首崖,那么这泉水恐怕就是天池水。再看它的南面正对着高峰,高峰上有奇木,高出树林之上数十丈,下面则像是一层寺塔,这是白鸥回翔之地,云气所入之处。罗汉岩的东南有香炉峰,平时云气笼其上;将雨,则水气涌其下,据说是龙井吐出来的,再往东,有翠林。汉罗岩西边有石门,似双阙,壁立千余仞 (据桑乔《庐山疏》,认为这里的天池峰和铁船峰二峰对峙如门,所以叫石门)有瀑布高悬,不可胜记。
        末段说“自托此山二十三载”,两次游石门,四次游南岭……这一段是否出于 《游庐山记》,不得而知。如果这是 《庐山记》里的一段,或者它虽出于 《游庐山记》而 《游庐山记》 与 《庐山记》作于同时,则我们就可从“自托此山二十三载” 的话,推知 《庐山记》是隆安五年或元兴元年(401或402) 的作品。
        这篇作品,属于方志一类。其创作时代在郦道元 《水经注》 以前。这时游记文学还没有发展起来,而这篇 《庐山记》 已经开了游记文学的端绪。最早由后汉初马第伯写的《封禅仪记》有一些对泰山的描写,但他们实际是光武帝封禅活动的先遣队,因此文章着重表现登山的艰险和对泰山崇拜的感情。而慧远此文的目的很明确,是要介绍庐山。但庐山这座名山和其他名山不同,它山无主峰,蜿蜒蝉联,指列条数,各自为胜,景点很分散。所以如何下笔,是颇费一番踌躇的。本文写庐山既标明它的地理位置,概括庐山总貌,同时又在众象纷呈中抓住重点,比如介绍第三岭,还有介绍七岭集聚于东,这些地方写得较详,很见剪裁功夫。
        在描写景物方面,《文心雕龙·物色》说: “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复舒状,……及长卿之徒,诡势瓌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说辞赋写法是用铺张排比。而这篇则不同,采用提纲挈领的浓缩手法,重点地方稍加点染,使它透出灵气,重在写庐山的精神和蕴含的内在特质,不在于表面敷彩。作者深知面面俱到的细碎平庸的描写不会收到好效果,所以他用力于对庐山特点的总体把握上。应该说,他对庐山风雨、云雾、天气、景观多变这一点把握等很准确,在前一部分对庐山概括介绍是如此,而在后面重点写七岭同会和南北岭特点时,也未忘记突出瀑布、云雾之奇。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功。
        本文还有几处引用了一些传说故事,如匡续隐居、古仙居所和董奉隐居为人治病、安侯庙的来历,沙弥乘虚登山与云气俱化等等,虽有些带有道家和道教色彩,但恰好表现了作者思想里佛、道相通,体神入化,似有还无的真如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