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
        无复更思身外事，未能全尽世间缘。
        明朝又拟亲杯酒，今夕先闻理管弦。
        方丈若能来问疾，不妨兼有散花天。

        这是白居易所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充分体现了白氏晚年分司洛下时,优游闲适的生活情趣与精神状态。白居易的诗歌有个奋扬向上的阶段,主要以他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至十年(815) 间,所写的富有战斗气息的 《新乐府》与 《秦中吟》等为标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他当时写诗作文的积极抱负。他敢于挥舞诗笔,无情地揭露唐朝当时苛重的敛赋和腐朽的政治,能坦然面对权豪贵近相目变色,执政柄握军要者扼腕切齿,毫不在意,一往向前。他才思“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又恐天之将坠,“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以上引言见白氏 《与元九书》)。当时的白居易是多么意气风发,叱咤有声啊! 曾几何时,浔阳江头发自肺腑的有力心声,逐渐消沉了,讽谕之诗如寥落寒星,渐稀渐渺。而闲适优游之诗却如雨后春笋,破土萌生。这当然和白氏年事渐长,阅历渐多有关。中晚唐的国力颓废,朝政腐败日甚,内乱频仍,党祸连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一般官吏也不得安宁,有敢于谏止的,即遭痛斥之灾,“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不少朝官只好噤若寒蝉。或远辞宫阙以避身祸; 或转归田园以谋安适; 或托病致仕,颐养天年; 或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坐禅养性,求心灵之解脱。白居易分司东都,实是养老延年的极好机遇,既无朝拜、案牍劳形,又有山水、庙观赏心,足可满足于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精神上有所寄托的闲适安静的生活。他既以穷则独善其身”的老儒冠自居; 又以饮酒吟诗作乐,力求超脱的酒中仙自处;同时,又以香山居士自号,托身空门。合儒道佛于一身,反映了当时三教合流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本诗正是诗人主观审美理想与客观生活的审美属性、高度统一的产物。
        白居易晚年佞佛,比同时诗人刘禹锡、柳宗元等有过而无不及。心既虔诚,佛事也勤,经常设道场,持斋坐禅。他有一首《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诗,其中有句:“君匡圣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禅。”可证此时心迹。辛文房《唐才子传·白居易传》记载,白氏晚年“自号醉吟先生,作诗,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以上所引可为本诗题作注脚。
        本首律诗八句,开门见山,描写了道场坐禅的事,也只用“纱笼灯下”一语带过。接着写当时彷佛的心情:本来决心不再想身外之事,把功名富贵等等抛之度外。但事实办不到,静中仍时有俗念涌上心头,使自己久久不能平静。后四句,正是俗念未消的真实表露:好容易熬到斋戒已满,明天又可放情天斋,茹荤痛饮了。今天晚上何不召来家伎演奏一番,舒畅一下久困的心情?念头一转,又想起好朋友刘禹锡(字梦得),你能否来此,一起赏心悦目?如有兴趣还可以消受一夜逍遥自在的时光哩!诗人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著名的佛经故事为结:一个是如来佛选派文殊师利菩萨前去毗耶离城探望维摩诘居士病的事;这里把刘梦得比同文殊,是尊崇意,居士自然是香山居士了。另一个故事是借用天女散花的事,《维摩诘经·观众生品》记载,维摩室中有一天女,闻佛说法,以天花散诸菩萨身,都纷纷坠落,至大弟子身,便著不坠。天女说:“结习未尽,花著身耳。”这里既是暗示,也是隐语,大弟子自然是他们俩了。
        本诗描述道场是虚,而着重刻画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实。在“满”字上下功夫,在“招”字上做文章。因斋戒期限已满,所以一时收敛的杂念,又如春草还生。开始杂念还比较抽象、笼统、模糊,只觉按捺不住。接着美滋滋地写道;想开斋喝酒听乐。颈联正是颔联的深入,展开与具体化,从想入非非,进而想之着实。结束时写独乐不如与志同道合者共乐,点出“招”字。一联比一联心情更加澎湃激荡,直似久蓄于闸前的江水,焦急地等待开闸,好滚滚夺门而下。为“满”字伏笔,满即将溢,溢而不可或止。层次写得很清楚。坐禅本应入静,这里求静而实未静,形静而神尚纷杂,心诚而色相未空。诗人故将坐禅中自己的一番连翩遐想,诉之诗笔,以朴素白描手法,维妙维肖地自我刻画了斋戒满夜、喜形于色的激动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