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一床方丈向阳开，劳动文殊问疾来。
        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晚年所写的一首绝句。白居易一生有时平步青云,有时坎坷蹭蹬。自左迁江州司马后,兼济天下的抱负逐渐淡薄,至晚年分司东都(洛阳),虽改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侯,实际是个闲职。每日里游山逛水,听音乐,看歌舞,与宾客友好饮酒作诗,谈论佛典,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可做。生活比较安定,心情也比较宁静。67岁时曾作《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说:“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绪与情趣。由于他栖心释氏,通晓佛典,结交了不少空门朋友:钵塔院如大师、神照上人、自远禅师、宗实上人、清闲上人等,均系座上客。清闲上人就是诗中来问疾的那位禅师,原居四川梓潼,后在东都长寿寺为僧。白居易曾写《赠僧五首》诗,其中一首就是赠给他的。诗计四句:“梓潼眷属何年别?长寿坛场近日开。应是蜀人皆度了,法轮移向洛中来。”至唐开成己未年(839)冬十月,白居易68岁时,忽得风痹之症,头昏眼花,视力锐减,左脚行走不便,只好杜门高卧,居家疗养。病中少不了有许多僧俗宾客,登门造访,其中自然包括清闲上人。当 “老病相乘时而至时”,白居易曾写下 《病中诗十五首》,这首回答清闲上人问疾的酬唱,就是其中第三首。
        这里,白氏并没有直接回答清闲上人的问疾,而只通过取譬的修辞方法,婉转地表达了两层意思: 上半段表示对上人问疾的感谢,后半段委婉地表达自己禅修未臻佳境,非圣非佛,难免有天灾人祸之厄。
        第一层采用借喻的方法,以喻体直接替代本体出现,收取修辞设句的效果。佛经中原有一个著名的文殊问疾故事,最常见于《维摩诘经》。讲的是精通大乘佛教经义的居士维摩诘,卧病在毗耶离城丈室之中,释迦牟尼先后指派座前的十大弟子和四位菩萨前去问疾,均因他们害怕维摩诘的广大神通,无法应付,不敢衔命前往。最后,只有文殊师利菩萨,鼓足勇气,答应前去,并完成佛交给的问疾使命。这里,白居易借用这个佛典故事,既充分推重清闲上人,比之以文殊菩萨; 无形中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价与地位,把东土的居士比同西土法力精深、在家受过三归五戒的维摩诘居士。“居士”一词,我国古代早已有此清高的称呼,但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居士一词又和梵文的 “迦罗越”,即在家修道的居士不谋而合。白居易写过一首 《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诗,其中四句写道:“官秩三回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臭帤世界终须出,香火因缘久愿同。”表白他交了许多僧友。对世俗红尘,业已看破,愿意早日皈依释门。反映了他晚年怡情悦性,流连光景的消极情绪,与当年新乐府时代“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白居易相比,判若两人。
        后半段,诗人仍用委婉的引喻方式来表达自己谦恭及无可奈何的心情。他信手从佛典中引出 “四禅天”这个经典,援取成言,以证自己风痹之疾难以避免。按佛藏 《唯识论》,四禅天是修第四种禅定所生之天,属三界中之色界。只有修到出入息断,绝诸妄念,正念坚固的四禅天时,才不坏于火、水、风三灾,亦即免去风灾。而我呢? 此身仍在三界最底层——令欲、淫欲特盛的欲界里,尚未进入享受精妙境像的众生所住的色界,距离四禅天十分遥远,自然难逃风灾之苦 (谐指自己所患的风疾)。从引喻的另一端,委婉而谦恭地做了回答。
        这首七绝虽不是白居易的代表作,但也反映了他语言平易,自然天成,深入浅出的诗风。首句指出有心向佛,故引来第二句文殊问疾。第三句又是针对第二句的谦辞,我这欲界凡夫如何可劳动您的大驾呢! 第四句表示自己修炼功夫不深,不免有此劫波。四句诗前后衔接甚紧,而又不露痕迹。真正做到 “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 (见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流露出一股超然的粹灵之气。这首诗既继承了我国古来设譬喻事的文学传统,也兼采了古梵文修辞取譬之柔美。在短短的28字中,连续用了三个佛家典故(文殊问疾、欲界、四禅天),充分说明白居易晚年对佛藏通达畅晓,究研精深。一床、方丈,极言陋室之小,如杜甫 《柴门》的诗所云“第栋盖一床”,亦言其居处回旋无地。向阳开,借用南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山居赋》“向阳则在寒而纳煦”原意,托言自己的心地时时记念佛的护庇。劳动一词,白氏诗中常用,如《初到江州》一诗,就写过:“遥见朱轮来出廓,相迎劳动使君公。”应是唐代口语,犹言偏劳、劳烦,含感激、感谢意在内,与今“劳动”的通常含义迥异。总之,白居易诗歌语言,质朴而生动,信手拈来,皆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