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
        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馔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纠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窣堵坡(原注:梵语浮图)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
        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摄本府糺曹。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纠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奉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元县,买瓦棺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者,好远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也。殷学秦筝于常守坚,尽传其妙。护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令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把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令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也,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悯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朞矣。侍余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本篇选自《太平广记》,“注”说出自《异闻录》,此书今已不传。《广记》所收《庐江冯媪》篇末注明是李公佐所作,“注”也说出自《异闻录》,推想此书可能是李公佐所著传奇集。
        这篇小说写秀师预言生死祸福的故事。秀师,指唐代高僧神秀。他俗姓李,少年时奋志出家。饱览经史,博学多闻。在蕲州双峰山东山寺服劳6年,受到禅宗第五祖弘忍的器重,认为“东山之法,尽在秀矣”,称为“上座”,命为“教授师”。弘忍死后,荆州当阳山玉泉寺传法,为中国佛教禅宗北宗创始人。九十多岁时被武则天召至洛阳,后又到长安内道场,武则天亲加礼拜。
        这篇小说的内容,旨在颂扬神秀能预知生死祸福的神通,同时也宣扬了佛教因果前定的宿命论思想。佛教认为,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得“解脱”之前,都要依照“十二因缘”(即由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十二支”组成的总的因果循环链条,其中每两支间顺序成为一对因果关系)律在“三世”(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五趣”(众生根据生前善恶行为有五种轮回转生的趋向,即地狱、饿鬼、畜生、人、天) 中生死流转,永无终期。《瑜伽师地论》 中说:“已作不失,未作不得”,即前世任何思想行为,都必然导致后世相应的结果,“因”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反之,不作一定之业因,也不会得相应之结果。也就是说,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遭遇,包括生死祸福、悲欢离合,都是前世思想行为的结果,在现在世中是无法改变的。这篇小说中写李仁钧赴神秀 “宿约”,神秀向他预言了自己和崔、李三个人未来遭遇的五件事,即李仁钧将被任为江南县令,6年后李 “摄本府纠曹”,神秀就刑时的监刑官就是李仁钧,崔晤只有一任官,以后 “家事零落,飘寓江徼”,李仁钧“终为崔家女婿”; 后来,五件事都按神秀的预言一一应验了。这种预言之所以能够应验,在佛教看来,就是这种因果报庆的必然反映。
        佛教认为,这种因果报应一般世俗凡人是看不出来的,更是不可预知的; 而佛、菩萨、阿罗汉却是可以预知的。佛、菩萨、阿罗汉们有五种“神通”,其中一种叫作“天眼通”,即能见 “五趣”众生死此生彼、苦乐境况及一切世间种种形色; 另一种叫“宿命通”,即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万世的宿命及所做之事。本篇中写神秀能够预知自己和崔、李二人的种种遭遇,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种 “神通”。
        从前所述可以看出,这篇小说的全部内容,从主题、题材、人物到故事,都受到佛教的浓重影响。
        唐人小说中有浓厚的佛教思想,也是唐代社会中佛教盛行的一种必然反映。佛教哲学成为当时人们的巨大精神力量,渗透影响到唐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唐人小说受到佛教思想的浓重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受到佛教的浓重影响,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就这篇小说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故事叙述的 “征实”性。
        “佛教的故事往往是征实的。它要把幻想说成是现实,把佛、菩萨以至地狱、恶鬼说成是实有。”(孙昌武 《佛教与中国文学》)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小说创作往往或把大量神异、幻想的情节附会到历史的某个真人真事上,或指明某事发生在某时某地,与某人有关,某人可作见证,总要说得你非相信不可。这篇小说正是这样做的。如文中的“神秀”,历史上确有其人,但说他在 “建中末”与崔晤、李仁钧有些一段瓜葛,却与史不合。因为 “建中”是唐德宗年号,时在公元780～783年,而神秀生于公元606年,卒于706年,到 “建中末”,他已死70多年了。小说中所写的,无疑是一种附会。再有,小说中所写神秀预言并一一应验的五件事,都有时间、地点,而且都与李仁钧有关,李仁钧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小说这样写,无论是附会神秀也好,还是以李仁钧为见证人也好,无非都是为了证明故事之实有,从而增强故事的可信性。
        第二,篇章结构清晰完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
        这篇小说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句话: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简要介绍崔、李二人生活的时代及二人关系。第二部分,从 “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到 “二人相顾大笑”,写李仁钧赴神秀“宿约”,神秀郑重地向他嘱托死后埋葬之事,并预言了自己和崔、李二人未来遭遇的五件事。第三部分,以 “后李补南昌令”到结束,写神秀预言的五件事一一应验的经过。全篇文章有头有尾,结构相当清晰完整,而且第三部分的 “应验”与第二部分的 “预言”,一一对应,不蔓不枝,正如小说末尾所说: “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这种 “信”,绝非偶然,这正是佛教因果报应、事有前定思想在小说结构艺术中的需要与反映。
        这篇小说结构,明晰完整,情节简单,但个别故事,如李仁钧娶中表侄女为妻的情节却颇为曲折离奇。崔晤和李仁钧是中表弟兄,李仁钧和崔晤之女本是中表叔侄,所以当神秀预言李仁钧“终为崔家女婿”时,崔、李二人只是“相顾大笑”,没有把它当回事。但后来,神秀“既死”,崔晤也“弃世已数年”,离奇的事却居然发生了。先是崔晤之女被崔之异母弟晔携至高安;再是崔晔“好远游,惟小妻殷氏独在”,而“殷学秦筝于常守坚”;接着,“会南昌军伶能筝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于是军伶依殷氏之请到府为崔氏女“求秦晋之匹”,然而“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最后才找到已做了盐铁使的李仁钧,而这时恰巧李仁钧“妻丧,已大朞”,他正为侍其“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而烦恼,虽然他明知“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但他却认为,两家既然是亲戚,“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再想想神秀当初的预言,便得出“余固崔兄之凤眷”的结论,结果“遂定婚崔氏”。这段姻缘,颇为曲折离奇,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段离奇的姻缘故事,在内容上表现了因果有定的佛教思想,在艺术表现上,也受到佛经和佛陀说法的影响。佛经讲教义和佛陀说法时,为了使佛教教义的道理易于为人们理解,往往运用譬喻的方法或利用故事、传说等形象化的方法。这就要把故事说得生动、形象、吸引人,无形中使人接受教义的道理。这段曲折离奇的姻缘故事就起了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