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王接客
袁 枚
裘南湖者,吾乡沧晓先生之从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车不第,发怒,焚黄于伍相国祠,自诉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青波门,行水草下,沙沙有声。天淡黄色,不见日光。前有短红墙,宛然庐舍。就之,乃老妪数人,拥大锅煮物,启之,皆小儿头足。曰:“此皆人间坠落僧也,功行未满,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阳世不得长成即夭亡耳。”裘惊曰:“然则妪是鬼耶?”妪笑曰:“汝自视以为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裘大哭。妪笑曰:“汝焚黄求死,何以哭为?须知伍相国吴之忠臣,血食吴越,不管人间禄命事。今来唤汝者,吴公将汝状转牒地藏王,故王来唤汝。”裘曰:“地藏王可得见乎?”曰:“汝可自书名纸,往西角佛殿投送。见不见,未可定。”指前街曰:“此买纸帖所也。”裘往买纸帖。见街上喧嚷扰扰,如人间唱台戏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头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时相识者,招之绝不相顾,——约略皆亡过之人,心愈悲。向东果有纸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纸付裘。裘乞笔砚,翁与之。裘书“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字难居。汝当书‘某科副榜’,转不惹地藏王呵责。”裘不以为然。睨壁上有诗笺,题:“郑鸿撰书”,兼挂纸钱甚多。裘素轻郑,乃谓翁曰:“郑君素无诗名”,胡为挂彼诗笺?且此地已在冥间矣,要纸钱何用?”翁曰:“郑虽举人,将来名位必显。阴司最势利,吾故挂之,以为光荣。纸钱正是阴间所需,汝当多备贿藏王侍卫之人,才肯通报。”裘又不以为然。径至西角佛殿,果有牛头、夜叉辈,约数百人,胸前透“勇”字补服,向裘狰狞呵詈。裘正窘急间,有抚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阳间有门包,阴间独无门包乎?我已为汝带来。”即代裘将数十贯纳之勇字军人,方持帖进。闻东阁门闯然开矣,唤裘入,跪阶下。高堂峨峨,望不见王。纱窗内有人声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庙,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耻之甚也!帖自称 ‘儒士’,汝现有祖母八十余,受冻忍饥,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若是耶?”裘曰:“时文之外,别有学问,某实不知。若祖母受苦,实某妻不贤,非某之罪。”王曰:“夫为妻纲;人间一切夫妇罪过,阴司判,总先坐夫男,然后再罪妇人。汝既为儒士,何卸责于妻?汝三中副车,以汝祖父阴德荫庇,并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毕,忽闻殿外有鸡鸣,呵殿声甚远;内亦撞钟伐鼓应之。一勇字军人虎皮冠者,报:“朱大人到!”王下阁出迎。裘踉跄下殿,伏东厢窃视,乃刑部郎中朱履忠,亦裘戚也。裘愈不平,骂曰: “果然阴间势利!我虽读烂时文,毕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不过郎中,何至地藏王亲出迎接哉?”勇字军人大怒,以杖击其口,一痛而苏。见妻女环哭于前,方知已死二日,因胸中余气未绝,故不殓。此后南湖自知命薄,不复下场。又三年卒。
天堂地狱之说,由来已久。一切宗教,都宣扬天堂地狱(即使名称有所不同),以为世人为善者死后入天堂享乐,作恶者死后堕地狱受苦,用作扶正和挽救世道人心的手段。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一依世俗社会的道德准则为标准。
设立天堂地狱,目的既为了赏善罚恶,因此宗教家想象的天堂地狱的主宰者——神,必然是公正无私的。加以我国古代就有“聪明正直之谓神”的说法,所以不仅公开作恶,甚至暗中为非作歹的伪善者,也难以逃过神的鉴察。旧时神庙中常有“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的牌匾;阴曹地府更有所谓的“善恶生死簿”,能把人一生做过的事记载得历历不爽。
由于宗教思想长期以来深入人心,加以人间多不平事,人们负屈含冤,怨愤难伸时,往往诉之于神,其中最激烈的手段,就是在神庙焚烧诉状,俗谓之告阴状。据说凡告阴状的人很快即死,就是此则故事中所说的“焚黄求死”,如果他所告得直,被告的人亦受报应,甚至证人也要被召利阴曹地府去作证。这当然是迷信,且也大大损害了设置天堂地狱的本意。因为宗教家以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谓 “举头三尺有神明”,神的赏善罚恶,是防止人们作恶。如果听任恶事发生,必要被害者求告才能得直,岂非大大降低了神的权威。
《地藏王接客》,写的即为告阴状故事,就故事内容,可知作者是相信告阴状之说的,裘南湖也该确有其人,他的行为、遭遇大体也是符合实际的。至于阴曹地府的情状,显为作者幻设,但描摹很精心,如写裘实未死 “胸中余气未绝”,不过是生魂入冥,因此“行水草下沙沙有声”,并且“天淡黄色,不见日光,”来描写冥间环境。老妪数人在锅中煮小儿头足,亦为刻画冥间特征。
比较有意思的,是作者写阴曹地府一如人间,一样有佛殿,一样有街道,一样有商店做交易,一样要用名帖拜客,官府门房一样要收陋规,特别是冥间的势利还超过人间。作者笔下的冥间既如此,那么神灵正直可敬,就不免要大打折扣。
但是作者的用意,并非在于破除迷信。在袁枚之前,描绘天堂地狱的作品多矣,或写得等级森严,或写得阴森可怖,甚至也有把天宫地府的主宰写得如人间官府衙门一样昏庸的。原因在于所谓天堂地狱,本是人们头脑中虚幻的产物,近代思想家早已指出,它们是人间社会的折光,作者写冥间一如人间,倒是符合这个原理的。
而且作者写这则故事,决非游戏笔墨,所讽刺的,也不是地藏王的势利。抨击的锋芒,针对着当时所谓 “儒士” 的狂傲和不通世务。“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庙,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无耻之甚也!”深切时弊斥骂得可谓痛快淋漓。
袁枚 《小仓山房文集》卷二有一篇题为《原士的文章》,可为这则故事作注脚。袁枚以为士农工商称四民,四民中所以特别重士,因为 “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是未来的官员。可是“士不可少,正不可多”,士少天下才能太平。
清代科举,以八股时文取士。读书人为了进身做官,拼命揣摩全无实际用处的八股时文,正如故事中裘某所说:“时文之外别有学问,某实不知。”所以只能愈读愈蠢。而科举考试,却只能在这类人物中选择,因此即使中第,他们居官的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多抨击八股科举,与袁枚同时的吴敬梓,写作小说《儒林外史》,形象地刻画了八股科举制度 害人心的罪恶。但他们都不能提出替代八股取士的有效办法,《儒林外史》中提出的“文行出处”,更是空洞玄虚。这是时代的悲剧。
当时士为四民之首,地位在农工商之上,加之八股时文更养成了士“狂傲”的习性。如故事中的裘某,总以为“文章自己的好”,却不清楚八股文的优劣并无科学标准。多次考试不中第,就埋怨试官不公,以至于告阴告状诉不平。而且全然不通人情世故,旁人好意相劝,他却一则不以为然,再则又不以为然。自称儒士,被他藏王责以儒家基本道德,却无言可对。基至在地藏王指出“汝三中副本,以汝祖父阴德荫庇,并非仗汝之文才也”之后,居然仍自以为了不起,且到地藏王盛礼迎接朱履忠,依然愤愤不平,发出“果然阴间势利!我虽读烂时文,毕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不过郎中,何至地藏王亲出迎接哉”的詈骂,以为读书作文正途出身,无论如何要比捐班出身高尚。中毒如此之深,简直难以救药。这和《原士》文章中抨击今之士人的痼弊,如出一辙。
故事结束很风趣,裘某醒来后,居然下再下科举考场考试,但认识限于“自知名薄”,仍不知自己深中八股科举之毒。作者实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悟。
袁枚自己是从八股科举中混出来的,因此深知八股时文之弊。在他的《随园诗话》中收有一首题为《刺时文》的道情: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策。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高背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由此可知,《地藏王接客》的故事,是作者借阴曹地府的背景和地藏王之口,抒发他对八股时文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