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有五道人具行,道逢雨雪,过一神寺中宿。舍中有鬼神形像,国人吏民所奉事者。四人言: “今夕大寒,可取是木人烧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所事,不可败!”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啖人,自相与语,言:“正当啖彼一人。是一人畏我;余四人恶,不可犯。”其呵止不敢破像者,夜闻鬼语,起呼伴: “何不取破此像用炊乎?”便取烧之。啖人鬼便奔走。
        
        此篇选自三国吴·康僧会译的 《旧杂譬喻经》。
        康僧会,祖籍康居 (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世居天竺(印度),因其父亲经商,移居交趾(越南)。十多岁时,因双亲亡故,便出家为僧。他博览三藏、六经、天文、图纬之学。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孙权为他建寺,号 “建初寺”,这是江南最早的佛寺。孙皓即位 (265),曾 “弃淫礼,乃及佛寺并欲毁坏”,还派人到建初寺与康僧会辩论,但未能取胜。后来,召康僧会进宫,当面诘问。康僧会向他宣传佛教教义,使佛寺免于被毁。康僧会还在建初寺译出了 《旧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等共七部二十卷,他是汉化较深的人,在汉语方面颇有修养,所以他的译经,“辞趣雅瞻,义旨微密旨。他是早期 (东汉至西晋) 著名的翻译家之一。
        《旧杂譬喻经》共二卷,是专门集录譬喻故事的经典,它所集录的许多故事都在我国广为流传,有很大影响。《鬼怕恶人》则是其中有名的一则。
        这是一篇说鬼的故事。它叙述的是五位道人在一个雨雪交加之夜,投宿神寺,商量是否取神像 “用炊”取暖。诸吃人鬼却反要“啖”那阻止 “破”像的人。待 “不敢破像者”听清了鬼的话,明白了鬼的意图,干脆一反前态,取像烧之,那些吃人鬼们反而害怕逃跑了。
        整个故事充满了讥讽谐谑之意。五位所谓道人——得道者或修道者 (按: 在译经早期,“道人”指修佛道者,“道士”称道教徒)要取“神像”取暖,可见其非真道人也。此为一。而 “国人吏民”所侍奉的 “鬼神形像”,恰恰是凶恶的 “啖人鬼”。此其二。吃人鬼不敢吃恶人,反被恶人吓跑。此其三。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寥寥几笔已经展现在读者面前,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蕴含在其中了。
        秦汉以来,我国就流行神仙传说,到了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一种专门写鬼神和怪物的文学作品,叫做“志怪小说”。而这些志怪小说很明显受到当时大量翻译佛经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中所指出的那样: “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又: “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说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展起来。”这是鲁迅先生深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定论。
        《旧杂譬喻经》属较早的翻译佛经文学作品,而 “鬼怕恶人”又属其中短小精悍的小品。它通过 “鬼”与“恶人”的所言所为,讽刺批判那些非真“道人”及那些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人”、“鬼”。实际上也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剖析,若除去集录者所附会的宗教的含意,可以看出: 这种社会现象,往往是人类共同的,最起码在当时,在中国与印度是共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的作品会被中国人接受,甚而至于直接影响了六朝 “志怪小说” 的发展的基本原因。
        当然,佛经文学中说鬼谈怪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传教者说教以及传教于后世所服务的,它自然带有了较浓厚的宗教色彩,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有了相当的迷信的成分。但我们要知道: 佛教文学故事大多本为人民所创造,反映了他们纯朴的爱与憎,虔诚的祈求与希望,它们大多产生在释迦牟尼降生以前,早已在人民大众中流传,通过释迦牟尼的口,经过佛教徒结集的记录,更通过康僧会这样的大德、大手笔的集录,所以它能在中国的土壤上也深深地扎下根来。也由于这一类的佛经故事的内容的奇妙——“鬼神”的本身就允许了人们在思想上可在神秘的天空和海洋中驰骋,在艺术风格上采用笔法新颖、粗放的浪漫主义。
        要想多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大家还可再读读佛教文学中的“这一部分”,如康僧会的《六度集经》、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普曜经》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姚秦·竺佛念译的《出曜经》,还有《百喻经》、《撰集百缘经》、《杂宝藏经》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鬼怪”,但其中又有不少“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