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母争儿
二母人共诤一儿,诣王相言。时王明黠,以智权计,语二母言:“今唯一儿,二母召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其非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不恐伤损;所生母者,于儿慈深,随从爱护,不忍曳挽。王鉴真伪,语出力者:“实非汝子,强挽他儿。今于王前,道汝事实。”即向王首:“我审虚妄,枉名他儿。大王聪圣,幸恕虚过。”儿还其母,各尔放去。
《二母争儿》选自《贤愚经》。《贤愚经》是《贤愚因缘经》的略称,旧题“元魏·(凉州)慧觉等在高昌郡译”。
《二母争儿》这则寓言故事旨在宣扬贤愚因缘。因缘,佛教通常把因和缘加以区别,从产生结果来说,亲生是因,疏助是缘。这里的因缘,是说因即是缘,就是直接产生果的因。因缘学说,是佛祖释迦牟尼于生活中悟出来的。相传释迦牟尼出家后,到深山幽谷去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他先实行苦行,七天吃一餐(“自饿法”),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面。六年后身影消瘦,形同枯木,仍一无所得。后来他决心重新进食,并在菩堤树下盘腿静坐,沉思默想,一连七天七夜,终于意识到人生的痛苦来源于认识上的“无明”(即愚昧无知)和思想上的烦恼,认识到世界万物是变化的,人生是无常的。只要抛弃对外在物质的追求,断除私心邪念,尤其是对爱情、生存、金钱、权力的欲望,多多行善,来世就会有好的命运。这样也就证得了“正觉”(大智慧),成为“佛陀”(大彻大悟的觉者),成为“佛”。
释迦牟尼认为,人生现象概括起来无非是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四种情况:一方面是染污的,包括苦和集;另一方面是清净的,包括灭和道。“苦”是痛苦现象,“集”是产生痛苦的原因,“灭”是消灭痛苦的结果,“道”是消灭痛苦的途径。佛教把苦、集、灭、道称之“四圣谛”,也称“四真谛”,简称为“四谛”。这“四谛”,就是所谓神圣“真理”,也是关于生死和涅槃的因果的理论。“四谛”说作为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来的佛教学者所承认和继承,是佛教各宗各派所共同信奉的根本教义。
释迦牟尼还观察人生的过程,把人生分为许多部分,其中讲得比较多的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名称,是后来固定化的:①无明、②行、③识、④名色、⑤六处、⑥触、⑦受、⑧爱、⑨取、⑩有、(11)生、(12)老死。释迦牟尼是以老死开始推演出十二因缘来的。从十二因缘的序列结构来说,无明(无知)为缘就引起“行”,直到“生”为缘就引起“老死”。这就是说,十二因缘是彼此互为因果联系的一个序列,前因引起后果,后果为因又继续生起他果,人生就是由这样十二个前后彼此相联的环节所构成。十二因缘就是佛教理论基础“缘起”说的典型表述。释迦牟尼从分析人生过程出发,提出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果关系,也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
《二母争儿》故事中的国王,是一位“明黠”——聪明贤能的国王。在他接受两个妇女争(诤:同争)儿的诉讼之后,决定用智权(权:权衡、考查)之计,辨别真伪。他对两个妇女说:“今唯一儿,二母召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明黠”是因,“智权计”是果。两个妇女按照国王的分咐,开始拉曳,其中那个冒充小孩母亲的,为了得到孩子,拉着孩子的手,不顾孩子死活,拼命用劲拽,对于孩子丝毫没有慈爱之心。孩子的亲娘,爱子心切,唯恐伤害孩子,不忍心硬拉拽,结果跟随孩子被拽过去。国王看着两个妇女拉孩子的情态,鉴别出真伪: “随从爱护,不忍曳挽”的,是出于对孩子深厚的慈爱,断定她是孩子的亲娘;相反,对孩子“尽力顿牵,不恐伤损”的,对孩子没有慈爱之心,断定她不是孩子的亲娘。这是用 “智权计”的果,“智权计”就成了因。因为国王鉴别出真伪,才对 “出力者”说: “实非汝子,强挽他儿。今于王前,道汝事实。”所以 “出力者”才向国王承认:我审(审:这里是确实,果然的意思)虚妄,枉名他儿。”并说: “大王聪圣,幸恕虚过。”由于 “出力者”承认自己 “枉名他儿”,才把孩子归还他的亲娘。故事赞扬了聪明贤能的国王,宣扬了佛的 “因缘”说。故事中 “出力者”,由于自己的 “虚妄”才去,“枉名他儿”; 又则于 “枉名他儿”,才不得不请求大王 “恕虚过”。从十二因缘的序列结构来说,“出力者”,由于 “无明(无知)”为缘就引起了自己 “枉名他儿” 的行为过错。故事中孩子的亲娘,由于自己对孩子的慈爱,又得到了孩子。从整个故事来看,可以悟出,对孩子慈爱者,得到孩子,是善有善报;虚妄者,不仅没能得到孩子,还犯了 “虚过”,是恶有恶报。故事讽喻那些虚妄者,应去虚妄,去贪欲,去 “无明”,多多行善。
佛经里的寓言是古代印度 (古称天竺)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鲁迅称赞它是 “大林深泉”。佛经寓言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吸收和融合了佛经寓言,有的作品,干脆就直接袭用了佛经寓言的题材和内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即举出中国南朝梁的 《续齐谐记》 中 《阳羡书生》一篇,证实该文内容系出于 《旧杂譬喻经》中的寓言。所以他说: “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二母争儿》 的故事情节,后来就被元人李行道移植到元杂剧公案戏 《包待制智赚灰栏记》中,把它敷演成包公判案的故事: 剧中写富翁马均卿,娶张海棠为妾,生一子。大妇淫恶,与奸夫合谋,用药毒死丈夫,反诬海棠是凶手; 因己无子,又复强夺海棠之子为己所生图谋财产。后经包拯审断,剖析真伪,事乃大白,正义得以伸张。审判的方法: 用石灰在阶下画一栏(圈、格子),让孩子站在栏内,叫两妇人在外面拖拽,窥其不肯用力者为儿的生母。包拯灰栏断案与 《旧约》 中所罗门王以剑判争儿案颇相类似,1832年,《灰栏记》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1945年,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推陈出新,据此剧写成著名话剧《高加索灰栏记》。《二母争儿》这则寓言故事,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也间接影响了西方文学,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
《二母争儿》选自《贤愚经》。《贤愚经》是《贤愚因缘经》的略称,旧题“元魏·(凉州)慧觉等在高昌郡译”。
《二母争儿》这则寓言故事旨在宣扬贤愚因缘。因缘,佛教通常把因和缘加以区别,从产生结果来说,亲生是因,疏助是缘。这里的因缘,是说因即是缘,就是直接产生果的因。因缘学说,是佛祖释迦牟尼于生活中悟出来的。相传释迦牟尼出家后,到深山幽谷去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他先实行苦行,七天吃一餐(“自饿法”),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面。六年后身影消瘦,形同枯木,仍一无所得。后来他决心重新进食,并在菩堤树下盘腿静坐,沉思默想,一连七天七夜,终于意识到人生的痛苦来源于认识上的“无明”(即愚昧无知)和思想上的烦恼,认识到世界万物是变化的,人生是无常的。只要抛弃对外在物质的追求,断除私心邪念,尤其是对爱情、生存、金钱、权力的欲望,多多行善,来世就会有好的命运。这样也就证得了“正觉”(大智慧),成为“佛陀”(大彻大悟的觉者),成为“佛”。
释迦牟尼认为,人生现象概括起来无非是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四种情况:一方面是染污的,包括苦和集;另一方面是清净的,包括灭和道。“苦”是痛苦现象,“集”是产生痛苦的原因,“灭”是消灭痛苦的结果,“道”是消灭痛苦的途径。佛教把苦、集、灭、道称之“四圣谛”,也称“四真谛”,简称为“四谛”。这“四谛”,就是所谓神圣“真理”,也是关于生死和涅槃的因果的理论。“四谛”说作为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来的佛教学者所承认和继承,是佛教各宗各派所共同信奉的根本教义。
释迦牟尼还观察人生的过程,把人生分为许多部分,其中讲得比较多的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名称,是后来固定化的:①无明、②行、③识、④名色、⑤六处、⑥触、⑦受、⑧爱、⑨取、⑩有、(11)生、(12)老死。释迦牟尼是以老死开始推演出十二因缘来的。从十二因缘的序列结构来说,无明(无知)为缘就引起“行”,直到“生”为缘就引起“老死”。这就是说,十二因缘是彼此互为因果联系的一个序列,前因引起后果,后果为因又继续生起他果,人生就是由这样十二个前后彼此相联的环节所构成。十二因缘就是佛教理论基础“缘起”说的典型表述。释迦牟尼从分析人生过程出发,提出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果关系,也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
《二母争儿》故事中的国王,是一位“明黠”——聪明贤能的国王。在他接受两个妇女争(诤:同争)儿的诉讼之后,决定用智权(权:权衡、考查)之计,辨别真伪。他对两个妇女说:“今唯一儿,二母召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明黠”是因,“智权计”是果。两个妇女按照国王的分咐,开始拉曳,其中那个冒充小孩母亲的,为了得到孩子,拉着孩子的手,不顾孩子死活,拼命用劲拽,对于孩子丝毫没有慈爱之心。孩子的亲娘,爱子心切,唯恐伤害孩子,不忍心硬拉拽,结果跟随孩子被拽过去。国王看着两个妇女拉孩子的情态,鉴别出真伪: “随从爱护,不忍曳挽”的,是出于对孩子深厚的慈爱,断定她是孩子的亲娘;相反,对孩子“尽力顿牵,不恐伤损”的,对孩子没有慈爱之心,断定她不是孩子的亲娘。这是用 “智权计”的果,“智权计”就成了因。因为国王鉴别出真伪,才对 “出力者”说: “实非汝子,强挽他儿。今于王前,道汝事实。”所以 “出力者”才向国王承认:我审(审:这里是确实,果然的意思)虚妄,枉名他儿。”并说: “大王聪圣,幸恕虚过。”由于 “出力者”承认自己 “枉名他儿”,才把孩子归还他的亲娘。故事赞扬了聪明贤能的国王,宣扬了佛的 “因缘”说。故事中 “出力者”,由于自己的 “虚妄”才去,“枉名他儿”; 又则于 “枉名他儿”,才不得不请求大王 “恕虚过”。从十二因缘的序列结构来说,“出力者”,由于 “无明(无知)”为缘就引起了自己 “枉名他儿” 的行为过错。故事中孩子的亲娘,由于自己对孩子的慈爱,又得到了孩子。从整个故事来看,可以悟出,对孩子慈爱者,得到孩子,是善有善报;虚妄者,不仅没能得到孩子,还犯了 “虚过”,是恶有恶报。故事讽喻那些虚妄者,应去虚妄,去贪欲,去 “无明”,多多行善。
佛经里的寓言是古代印度 (古称天竺)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鲁迅称赞它是 “大林深泉”。佛经寓言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吸收和融合了佛经寓言,有的作品,干脆就直接袭用了佛经寓言的题材和内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即举出中国南朝梁的 《续齐谐记》 中 《阳羡书生》一篇,证实该文内容系出于 《旧杂譬喻经》中的寓言。所以他说: “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二母争儿》 的故事情节,后来就被元人李行道移植到元杂剧公案戏 《包待制智赚灰栏记》中,把它敷演成包公判案的故事: 剧中写富翁马均卿,娶张海棠为妾,生一子。大妇淫恶,与奸夫合谋,用药毒死丈夫,反诬海棠是凶手; 因己无子,又复强夺海棠之子为己所生图谋财产。后经包拯审断,剖析真伪,事乃大白,正义得以伸张。审判的方法: 用石灰在阶下画一栏(圈、格子),让孩子站在栏内,叫两妇人在外面拖拽,窥其不肯用力者为儿的生母。包拯灰栏断案与 《旧约》 中所罗门王以剑判争儿案颇相类似,1832年,《灰栏记》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1945年,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推陈出新,据此剧写成著名话剧《高加索灰栏记》。《二母争儿》这则寓言故事,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也间接影响了西方文学,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