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有人乘船渡海,失一银釪,堕于水中,即便思念:我今画水作记,舍之而去,后当取之。行经二月,到师子诸国,见一河水,便入其中,觅本失釪。诸人问言: “欲何所为?”答言: “我先失釪,今欲觅取。”问言: “于何处失?”答言: “初入海失。”又复问言:“失经几时?” 答言:“失来二月。”问言:“失来二月。去何此觅?”答言:“我釪失时,画水作记。本所画水,与此无异。是故觅之。”又复问言:“水虽不别,汝昔失时,乃在于彼。今在此觅,何由可得?”
        
        无独有偶,《乘船失釪喻》这则佛教寓言故事与中国先秦杂家著作 《吕氏春秋 ·察今》 中的 《刻舟求剑》相比,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是大同小异的。从对古印度佛教文学与古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把前引那段 “国粹”抄录如下,以便读者两相印证: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从两个类似故事所阐发的哲理看,申明的都是一个道理,即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决不能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去处理千变万化着的事物。如果顽固坚持采用背离客观实际的机械的、呆板的思想方式,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益甚至适得其反。
        从两篇文章的文字风格上看,中国这篇因为有明显的经过文人加工的痕迹,所以文笔精练,语句典雅,而印度那篇则保持着民间传说那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土风”。在字词的运用上,中国这篇是奇句单行,抑扬顿挫,印度这篇则多为四言一句,流畅通脱,明显表现出佛教偈颂文学那种既便于记忆,更便于流传的口语形式。例如,印度这篇用“欲何所作”等五句问话和五句答语详详细细交待的事情,在中国这篇《刻舟求剑》中则仅用“是吾剑之所从坠”一句自言自语。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笔墨与民间文学两者之间,诸子百家散文与佛教寓言两者之间,在文章结构及遣词造句上的不同风格,确是经纬分明、显而易见的。
        不要小看这些古老而又朴素的寓言故事,在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人类几千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这正是后代读者应该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