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源圆旨

        春入京城花草暖，忽催归兴绊行滕。
        堪为方外不羁客，正是人间无住僧。
        孤雾断云三事衲，残山剩水一枝藤。
        恩波爱浪未全尽，难使情怀冷似冰。

        日本著名的佛学者高楠顺次郎 (1866—1945)说过: “日本特殊的文化,开花结果于明治维新之前,多举有赖于佛教的余泽。”日本镰仓 (1184—1333)、室町 (1334—1602)时期,皇权旁落,战争频仍,宫廷贵族在政治上一蹶不振,文化上也失去主导地位。居住在山地中僧人们积年累月地沉浸以学习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潮中,汉诗创作也随之高涨起来,五山文学兴起,禅林文学大盛。
        “五山”之称,源于中国,南宋时,曾指定杭州经山万寿寺、北山灵隐寺、南山光孝寺、宁波太白山天童寺、阿育王山广利寺为佛寺中最高级别的敕建寺庙。日本起而仿效,有 “镰仓五山”,即巨福山建长寺、瑞鹿山圆觉寺、龟谷山寿福寺、金宝山净智寺、稻荷山净月寺;有 “京都五山”,即灵龟山天龙寺、慧日山东福寺、万年山相国寺、东山建仁寺和万寿寺等。当然,五山文学并不单指这几个寺院僧众的汉文诗创作,一般是指所有的禅林文学。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颇有成就的诗僧,别源圆旨便是其中一个。
        镰仓时代为武士社会。面对着社会混乱的现实,人们心理上极度不安,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拯救。净土宗新教派正为满足这种社会心理需要而诞生。净土宗认为,不论何人,只需口诵阿弥陀佛之名,便可往生极乐净土。这种专修念佛的教义,不必造寺供佛,颇能吸引百姓。以后又发展为净土真宗,更明确地排斥 “厌离秽土” 的思想,不否定现世利益,认为即于现世而欣求未来,主张僧俗一样,只要遵从普通的人伦道德就行了。许多僧人和常人一样食肉娶妻。这就更符合民众思想,势力大盛。当然,也因而受到旧佛教派别的围攻。《送崇侍者归京省亲》一诗,恰好反映了日本佛教界这种新旧派别的相互冲击。
        首联,写崇侍者归京的缘由: 春归大地花草萌生,崇侍者内心如常人般涌动了思念亲人的归兴。颔联,是作者对崇俦者的评价。作者认为,崇侍者称得上是超脱了世俗进入佛界而又不受佛教戒律约束的人,也正是尘念犹存的“不住僧”。颈联,写在孤雾断云之中四处飘泊的僧人,正如残山剩水边的一枝孤藤。这两句看似写景,实是托物抒情。对于尘念未断的僧徒来说,与回到花草暖的春日京城与亲人团聚相比,恪守戒律、泯灭任何欲望的寺僧生活当然是孤寂清冷、难以忍受的。尾联,再究崇侍者动归兴的根本原因在于尘念不断、俗缘未了,难于超脱情爱、生死而达到常乐我净、戒欲苦行的境界。
        诗本言情,亦可载道。《送崇侍者归京省亲》 一诗,诗中寓禅,有了悟,更有迷惘。
        佛教人生观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它教人厌恶人生,逃避现实,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净化和自我修行。为了实现幻想的幸福目的,必须忽视人类现实的幸福; 为了获得永恒的生命,必须断送短暂人生的有限生命。但佛教中又有了 “无常” 的观念,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万古长存的东西,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反映了客观的真实世界。这种从主观出发的辩证思维,往往造成心理上的矛盾。加之日本佛教随社会变化而兴起了各种宗派、众多主张,更引起佛门思想中的波澜。崇侍者便是处于这种矛盾中的一个僧人。他皈依佛门履行三事,脱身方外系于行滕,却受暖春花草、恩波爱浪催动归兴,一足槛内一足槛外,不羁于方外,不住于人间,可谓难矣。
        岂独崇侍者如此,作者别源圆旨在诗中以人间花草暖与残山剩水寒相与较,使恩波爱浪与冷情冰怀相映衬,不难看出他亦处于这种二难境界之中。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也还流露出虽“已无闲事到心头”,但仍“吴越江山忘未得”的徒倚彷徨。禅宗探究的是哲学上的“自性”、“大全”,当然要究由寻思,而终于心行路绝,冥契真理。然而禅只可自知,不可示人。于是,寓之于诗,以可以感觉的来表现不可感觉或不可思议的内容,就是最佳的形式。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送崇侍者归京省亲》一诗,就是一位普通诗僧真性情、真感受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