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被公认为作者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已经提到“后现代主义”一语。虽然尚未如他后来（80年代中期）那样展开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但是作者已经在后结构主义者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见“德勒兹”）一书中明确意识到，“反对解释”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要义所在。因此本书针对性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基本原则，从对卢卡奇与阿尔都塞的批判性阐发与综合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去神秘化”、“非面具化”的功能和使命，并旗帜鲜明地要在后现代主义“多元化”中为“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优先权”一辩。
        这是全书六章中带有总论性的第一章“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象征”的主要内容。在这一章中，作者具体地展开了本书前言中的命题“总是历史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基本原则，即把唯物主义观点贯穿到“历史化”这一“超历史”的“辩证论断”中去，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的原则，鲜明而尖锐地指出：“一切阐释最终都是政治的”，并认为这一阐释之所以有“优势”，在于它所具有的“穿透性”，决定其不是对于现代之“多元”的阐释方法的一种附加的从属的方法，而是作为“所有阅读和所有阐释的绝对的视界”。然而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的叙述在浮出于历史表面的本文之中，却被“压制与隐埋”，这才有“政治无意识”的问题，这也相当于阿尔都塞的“结构的因果律”中经济作为“不出场”的决定论因素。政治无意识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更加突出，这就是在本文阐释中被极端扩张的主体性。杰姆逊指出，克罗齐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格言被曲解为：主体把自己“在认识论的起端当作历史本身在时间上的起端”，所以才会有如罗兰·巴尔特在《S/Z》中对巴尔扎克的阐释操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与现代—后现代非社会历史观之间，在本文阐释上的区别正是资本主义个体人的主体性过分夸大所造成的。这种个体主体性夸张的结果是对社会历史对个人的规定性的“不自觉”，也就是“政治无意识”。从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而言，能够从资本主义对人的这种超历史超社会的“强制”下解放出来，才能认识这种必然，上升到自由王国，从政治无意识到自觉的政治阐释。
        第二章“魔法叙事：文类批评的辩证利用”是作者发表于1975年《新文学史》第7卷第1期的一篇题为《魔法叙事：作为文类的罗曼司》文章的改写，旨在对种种非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如弗雷的神话原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弗洛伊德等进行了分析批评，其所谓“辩证利用”，就是进行“历史化”处理，即将这些“非历史化”的学派纳入历史之中梳理它们的来龙去脉。文类批评虽然是本世纪兴起的一种形式的批评，杰姆逊认为即使纯形式本身也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并不是独立于整体文学史与社会生活史之外的，指出弗雷把类型化的原型叙事与文学史中特定叙事视为一统，却使弗雷“接纳一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别关系”。作为文类批评对象的两者：叙事本文以及对于文论包括概念和范畴的研究的历史本身，都是有其历史的，并且它们的出现都反映出某种历史的必然。包括语义学和结构主义，“它们不是纯哲学选择或凭空选择的结果，而是客观所决定的”。我们理解上述的两种文类批评方法，我们择一而从之，是哲学的选择，而在现实中就是这两种在言语上相矛盾的策划，“这里是已经发生的”，也就是“被客观决定了的”。作者还通过具体作品，如《红与黑》、《呼啸山庄》等来论证，大凡形式主义的叙事模式，如“二项对立”、“神话原型”之类都是从具体文学史中的叙事作品中抽象出来的，当把它们作为公式用之于说明具体叙事作品时往往陷于简单化而捉襟见肘。
        作者把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化的阐释原则贯穿在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具体阐释之中，这就是第三至五章的内容。在“现实主义与情欲：巴尔扎克与主体问题”中，作者通过对巴尔扎克的作品，如《老处女》、《搅水女人》中的人物的情欲，论述了“作者传记”、“白日梦”、“希望实现（欲望满足）”这些看来是“纯私人”生活体验的东西与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则是通过英国被称为“经验小说”作家乔治·吉辛（1857—1903）的作品分析论述了作为社会群体心理之“怨愤”与“意识形态元”的关系以及“小说的文类不连续”问题。对约瑟夫·康拉德小说的分析，杰姆逊发掘出现代主义的“英雄”与“反英雄”、“物化”与“理性化”，并论述了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等问题。全书的末章是结论性的，论述了乌托邦的辩证法与意识形态问题。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尚未展开他后来（80年代中期）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但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的基本原则已经显出端倪，并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基本原则。因此这部著作上承作者70年代的《语言的囚牢》、《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启《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就是把业已确立的原则用之于描述后现代文化现象而已。
        然而，美学的因素与政治符号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杰姆逊马克思主义解释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作者在这本书中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