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的就职讲演（1977）中提出来的。而在稍早撰写的《恋人絮语》中，他已使用过相近的术语：“语言恶魔”、“语言绳索”和“异己的语言”等。他感觉到“权力”（power）对语言的根本性支配力，而后这种思想演化成与早年“语言乌托邦”概念针锋相对的定论：语言本身具有解构自身的强制性权力，甚至是“法西斯”权力。
        在语言由“乌托邦”变成“法西斯”的过程中，福柯的“权力”概念起了重要作用。福柯提出，有话语（discourse）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巴尔特由此认为，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力比多”是超社会有机体的寄生物，它无所不在，永远延存于人类整个历史中。具体地说，权力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或者说，权力寄寓于其中的就是语言，它对语言的这种制约导致“权力的话语”的形成，也就是“在接受话语的人中间导致错误乃至罪恶的那类话语”。巴尔特认为，权力尤其是渗透于语言的“语言结构”（langue）部分，使语言在其结构本身中包含着一种必然的异化关系。言语，或更准确地讲就是“说话”，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用作交流，而是用作让人屈服，也就是说，“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权力控制的深度已经达到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结构”层次，这是与贡布里希的“图式”、“心理定势”，伽达默尔的“成见”、“传统”等文化概念相通的深层次，可见其影响之大。鉴于此，巴尔特索性以一个极端的隐喻词来夸张地表述语言中权力的效果：“作为语言结构运用的语言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进步的，它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
        巴尔特关于本文乌托邦和语言法西斯的对立说法，在他自己看来并不矛盾。他确信在索绪尔所建筑的语言整体内部已不可避免地出现分裂。巴尔特认为，语言结构是权力的寓所，奴役和权力必然混合在一起，对所指的信奉与追逐必然导致对“语言结构的顶礼膜拜”，从而最终导致“语言法西斯”专政。相反，如果彻底放弃语言结构和所指，那么“语言法西斯”就会垮台，本文乌托邦就会最终出现。语言的这种分裂集中体现为：语言结构和所指是权力的寓所，而本文是“非权力”的自由天地。巴尔特所说的这种本文被认为能够克服语言的分裂所带来的“语言法西斯”危险。
        克服上述危险绝非易事。巴尔特明白，语言绝不能真正扔掉语言结构这权力的渊薮而存在，因而，人的“自由”作为逃避权力压制和避免压制他人的能力，就只能存在于语言之外。由于人类语言没有“外部”，人们只能采取某些非常途径来超出语言之外。巴尔特认为，这种克服“语言法西斯”危险的合适途径，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这是一种有益的“辉煌的欺骗”，借此人们得以在权力之外领会语言。这种语言的弄虚作假（trichevie）正是文学；实际上，弄虚作假是说文学是无作品的本文，无语言结构的言语，无所指的能指，或无内容的形式，即空洞的符号。这样，文学只是书写实践的踪迹（traces）的复杂的字形记录，是能指的“织体”，即本文。文学、书写和本文这三者是一回事，正是通过“弄虚作假”使自身空洞无物的文学能够摆脱语言深层中语言结构的法西斯暴力，从而打开一片能游戏的自由的空地。
        巴尔特否定语言结构和独尊本文，把语言结构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及作品和本文等完全割裂开来，使它们彼此毫不相干。但巴尔特最终并未真正超越语言学模式，他虽然把本文符号学看做“语言学的解体”，力求引入语言学之外的方法去追问本文，但是在他的研究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自索绪尔以来的关于语言中只有差异的语言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