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所推重的一种研究方法。相应地，传统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干式思维”。
        “干式思维”渴望哲学史的统一，寻找哲学史中某种带有根本性的东西，热中于发现哲学史隐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叶式思维”则反对哲学史有某种中心，有某种统一的东西和规律性东西。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干式思维”所不屑一顾的树叶上，也就是哲学史上的松散、零碎、杂乱之物上。前者总的可以看做是一种直线式思维，后者则是一种网络式思维。在这种后现代的网络式思维中，既不存在什么中心，也不存在什么根本，更不存在什么先验之物，有的只是事物的纵横交错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的“叶式思维”并非是一种“支离琐碎工夫”，它对枝叶的强调在这里具有一种针对“干式思维”而采取的矫枉过正策略的含义。其真实意图是告诫人们不要轻视哲学史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思想家，不要忽视一切鲜为人知的论著、手稿、信札，甚至有关哲学家的私人传闻和轶事。这一切对于我们勾画哲学史或某个哲学家的全貌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叶式思维”比起封闭、武断的“干式思维”来，是开放的、宽容的、谦虚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一是得利于信息革命的爆发，二是与二战后欧洲在世界中位置的变化有关。
        1945年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衰退它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欧洲大陆的历史便不再是世界史。这样一来，像安克斯密特分析的那样，“我们看成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变成整个森林的一部分。理性的胜利以及由于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来的斗争只是区域性的重要了”。这样一来，西方哲学史也便不再有资格充当世界哲学史了这就要求人们用一种虚心的、开放的目光看待西方哲学之外的哲学。而再不能像黑格尔老人那样，从“欧洲中心论”出发，在长达1700页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只给中国哲学留下六页的篇幅并声称“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哲学知识”。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国家，是绝对精神曾经“选中过”，以后又“抛弃了”的国家，而希腊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则是绝对精神的青年时期到充满活力的成熟时期的体现。除此之外，其他哲学都可以忽略不记。这样的话，他的《哲学史讲演录》改称《欧洲哲学史讲演录》似乎更名实相符一些。
        在当代西方，由于现实的危机，有识之士越来越不满意“欧洲中心论”的狭隘立场，纷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著名亚里士多德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彼得森教授对此曾明确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东方思想中，许多概念非常丰富深刻，而且极有价值，但很难翻译成西方语言。西方学者往往是从西方思想的角度，而不是从东方思想的本来意义上来理解这些概念。西方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总是力图把思想归结为一系列范畴，用范畴的框架来构筑思想体系但是，事实上，有些思想、观念却是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结为某个已知的范畴，纳入既定的范畴体系中的。例如，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的“自我”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我”概念就迥然不同。虽然二者都意味着个体，但前者比后者的内涵远为丰富、复杂、深刻。因此，对西方学者来说，要想在研究中完整准确地把握东方哲学，就必须撇开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避免它的折射，站在东方人的立场、视角上来看东方思想。上述这一“从欧洲中心论”到“非欧洲中心论”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看做是“叶式思维”的第一个积极成果。
        与此密切相连的叶式思维所产生的第二个成果是由方法的一元论到方法的多元论的转变。强调多元论其实也就是叶式思维的一个重要内涵。而“干式思维”又始终是与方法上的一元论分不开的（隐喻地看：干，总是与一相连；叶，则总是与多相关）。这种方法上的多元论表现在哲学史研究中，就是多种研究方法的并用，多种研究模式的并存。用泰哲拉的说法就是：“好的哲学史家”都是“多元论者”。他们对著名《西方哲学史》的作者罗素的不满并不在于罗素使用了二手材料，“而在于罗素的解释方式更容忍简化论而不是促进多元论”。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仅仅被看做是对斯巴达的根本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不是一种知识分子意志的表达。
        在推崇叶式思维的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家看来，亚里士多德可以被看做是最早倡导研究方法多元论的人。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工具论》）中，不仅有演绎的二段论，而且还有辩证法、修辞学等。这些都被他用来作为“追求哲学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已经意识到哲学不应当将前定的分析模式强加到它的对象上，而必须追随它的对象的引导，调整它的方法使之适合研究对象。
        参见“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