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学者用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历史分期的概念。这个问题不能单从一方面来看，而广泛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由于经济是基础，所以历史分期首先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着眼。从社会经济方面看，“现代、后现代”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期和晚期；就文化看则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分别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对应，把“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
        就总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革命与工业化完成以来，在以占有为主的生产关系方面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其生产力经历了几次全局性的重大发展，当然为适应其发展，生产关系也必然会有相应的调整。然而，西方学术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与外部，就资本主义发展到当前是否有“质的变化”这一观点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焦点仍然在“决定论”问题上，即对一个社会的决定因素是否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还是其他，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等就认为，通讯交流、政治权利，甚至文化本身有可能成为消费者社会的新的“支配因素”。实际上，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化冲突论”也属此列。当然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坚持在诸多决定因素中，经济仍然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
        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杰姆逊提出的看法是带有代表性的，他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是公认的，第一阶段即马克思《资本论》所研究描述的市场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是古典的现实主义；第二阶段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的，在经济上形成了垄断的资本集团并在国际范围完成了对殖民地的瓜分与势力范围的圈定，那是1885年帝国主义列强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对非洲的瓜分。对于第三阶段，不同的社会学家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一般也以此作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分界，即50—60年代，但在叙述其阶段特征时侧重有所不同。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通称之为信息社会；而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也有人称之为“消费者社会”，杰姆逊则称之为“多国化的资本主义”，但是“多国化”（multinationalize）这一提法并不是他提出来的，所以在1990年发表的《世界新秩序》一文中他指出“多国化”之不确切，因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资本输出方面非其他欧洲国家可比。杰姆逊认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观点是代表右派的，他从托洛茨基极左派向右转，而后者自称“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然而，杰姆逊的出发点也不排除工业和科技，但他把“信息化”集中到“广告”上面来，认为“广告与广告形象”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中心问
        题，因为电视以其速度之快和效果之好完全突破了旧有的广告形式”。当然，这个问题最终归结到“商品化”上面，他指出，在后现代主义阶段出现了甚至比垄断资本主义更巨大的商业企业形式，这就是“多国化的资本主义”。
        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与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为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用自己的理论来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划分的依据不是整体的质变，而是局部质变。因此杰姆逊认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比资本主义本身阶段的转变要“深刻得多”。仅仅把后现代科技现阶段发展的结果和影响归结为作为商品信息的广告这一个方面是不够的。充分估计到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给人的主体方面所带来正面与负面的影响与变化是重要的。如工人体力劳动的减轻与福利的增加的同时，工人智力开发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同时蓝领工人向白领阶层转化、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数量扩大与劳资冲突的缓和同资本输出之多国化并行。杰姆逊对商品化作为后现代主义最为集中的基本特征，使他把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与界限看得过于绝对。世界正在朝更加商品化的全球格局发展，这给杰姆逊的后现代特征提供了实际的证据。但是，正如他在具体阐释文化与资本主义形态的关系时常用“物化”这个术语那样，用“物化”和“商品化”的不同量级来界定资本主义三个时期，并作为其文化逻辑的社会物质基础原因，则难免带有模糊和不确定的问题，因为不同分期究竟在“物化”和“商品化”程度怎样不同是很难在具体描述中给以标定的。
        西方后现代发展的时间界限，一般认为始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根据荷兰学者D.佛克马的观点，“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大约40年代后期，他认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第一位后现代作家”。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把“后现代主义”一语的源头追至F.奥尼斯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与美洲诗选》。后现代文化现象的发生与对它的批评与研究并不是同时发生的，70年代末法国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见“现代性”、“利奥塔”）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杰姆逊的重要代表著作《政治无意识》（1982）一书中提到了“后现代主义”，但并未就此展开专门论述。80年代以来，正如德国沃·威尔什所说，那一时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从文学批评蔓延到“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未被这一‘病毒’所感染”，而至“泛滥成灾”，成为一个争论不休，众说不一的话题。他指出，“后现代”这个概念“在今天，没有一篇文章、一次会议、一个消息灵通的当代人士不把它当作一种时髦挂在嘴上”。
        人们用各种角度与方式看待、研究后现代主义，以不同的词语、定义来描述它，给以各种相左的评价，甚至在同一个人的不同著作中对后现代主义的说法都不一样。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文化历史本身的原因，即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界是不明晰的，在两者之间如果能够，或定要划出一条界限来的话，那不是一条直线，甚至也不是一条曲线，而是中间隔着断续虚线的棱角尖锐的犬齿线。美国伊哈布·哈桑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中。”利奥塔则认为也可以把后现代性视为一种“现代性”的重写或改写。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本身都有各自的“异质性”问题。后现代主义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晚期，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本身并没有发展到一种整体质变的阶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未到其超越自身的历史阶段，然而其局部质变又总是在不间断地产生。总之，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时期，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史前”期没有结束，所以“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文明”这些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经济与物质基础的定义，本身也同样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为正如经济与政治现象一样，有些文化的与思想潮流现象在这个“多元化”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仍带有相对稳定性，形成前后贯穿性如存在主义到底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潮流呢？要说它是现代主义非后现代主义的吧，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影响及于60—80年代，以致今日也不能说消失了；而若说它是后现代主义吧，海德格尔的代表著《存在与时间》完成于1927年，在美学上产生影响的《艺术作品的起源》等写于30年代。而要追溯到作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克尔凯郭尔则属于上一世纪。杰姆逊根据后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削平的特征，断然把海德格尔与萨特都归入了现代主义，然而这与“历史分期”之界限显然矛盾。而根据美国W.斯潘诺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海德格尔的思想渗透着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桑塔格的《反对解释》被杰姆逊当作后现代主义“意义链崩溃”的例子，但被很多人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坚解构主义来看，其在真理观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源于尼采。而提出“后哲学文化”的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查理德·罗蒂在基本原则上仍然承袭杜威的思想。因此无论从哪条思想线索来看，现代与后现代之界线都不是不连续的。
        再从创作流变来看，以“波普”绘画作为“大众化”与“商品化”之后现代文化特征，又存在着与20年代欧洲形成的“达达”主义画派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纽带（见“波普”）。后现代主义的这些“异质性”正是时代的局部质变所造成的。它们也确实要求用一些新的话语系统来加以描述，杰姆逊也申明，他对“后现代”一词的“广义运用”绝不意味“今天的一切文化都是‘后现代的’”。有些话语本身没有变化，却撤换了它们的语境，如从上一世纪到本世纪中期一直使用于军事、经济、政治的“霸权”，而在后“冷战”时期的今天却成为文化与文学批评的热门话语，如“话语霸权”、“叙事霸权”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不仅在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上，也不仅在于其特征的不同描述上，更在于评价的相反倾向上。一种看法把后现代主义作为历史的进步，如标志着“机械论世界观已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新的范畴如开放性、多义性、无把握性、可能性、不可预见性等等，已进入现代的语言……”，“后现代思维积极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人，使异己的事物屈服于自己意志的霸权野心。它尊重并承认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选择。它具有真正的批判精神，与盲目顺从、满足现状是格格不入的”。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看做在科学知识霸权时代发生的“叙事危机”，把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其所谓“元叙事”即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主题与法国启蒙主义的“人性解放”的主题。在这里“叙事”一语就是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的词话转换。由于后现代（实际上从现代就开始）对这些以知识范式出现的“元叙事”的怀疑，这些“宏大”的叙事就崩解为“小叙事”（见“利奥塔”、“元叙事”）。与之相应，罗蒂把“大哲学”、“大真理”也化“小哲学”、“小真理”（见“罗蒂”）。而“宏大叙事”的“思辨”及“解放”之主题并不是真就被全然“消解”了，而是被“置入括弧”，“暂不出场”（见“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隐入“无意识”（见“杰姆逊”、《政治无意识》）……人类在取得真正解放之前总是在思考这一“宏大叙事”之主题，暂时放弃只不过是“渴望”解放的消极负面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