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尼采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成功的学者，甚至在他24岁得到博士学位之前，他就得到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副教授的任命，并在一年以后转为正教授。然而，他的思想注定是活跃和不安分的，他称自己是“炸药”，这种炸药在炸掉其他一些东西的同时，当然也会炸掉自己，使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紧张和狂乱。另一方面，他身体上的虚弱和疾病又加剧了他精神上的忧郁、敏感和紧张。从1869年到1889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尼采写下了一大堆著作和手稿，主要有《悲剧的诞生》（1869—1871）、《不合时宜的考察》（1873—1876）、《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78）、《曙光》（1880—1881）、《欢乐的科学》（1881—1882）、《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尝试》（1882—1888）、《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之彼岸》（1884—1885）、《道德的谱系》（1887）、《偶像的黄昏》（1889）、《反基督者，对基督教批判的尝试》（1889）。尼采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度过的。他未能看到他自己的荣誉的充分实现。在尼采去世后的几十年间，在欧洲以及世界逐渐发展起了一种广泛的尼采的崇拜，他轮流被当作浪漫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生命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家和后结构主义者，甚至分析哲学家也在他那里找到了许多灵感和启发。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们从各个方面表明了尼采哲学的复杂性、张力和深度。
        尼采一开始就试图解决现代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他追随叔本华，认为叔本华对于世界和人生的阴郁的描述基本是准确的，但他不能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结论。在《悲剧的诞生》中，他诉诸古希腊理想和瓦格纳精神，认为古希腊和瓦格纳的艺术可以使人类在一个叔本华式的世界中找到生存的勇气、力量和希望。而在随后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考》的著作里，他进一步强调，必须批判传统思想，增进人类生活的创造性和活力。
        在这些论文之后，尼采写下了一系列格言体的著作，精炼和深化了他对于现代社会的趋势和各种文化现象的估价。在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变得更成熟和更复杂了，他的哲学风格和主要思想基本形成。他预言，随着传统的解释和评价方式的衰落以及“上帝之死”，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形而上学将寿终正寝，人们将发现科学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绝对的知识。然而，这种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前景使他深感不安。在他看来，哲学的使命不仅在于要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和科学理性主义，而且在于克服二者的消失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在80年代早期，当他构想和写作《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时，他形成了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概念，他相信这种观念可以填充由于传统哲学和宗教的破产以及科学的贫乏所带来的真空。
        尼采所谓的“上帝之死”既是一种文化事件：关于生活的基督教-道德解释的衰落，同时又是一项哲学进展：上帝的观念不再是哲学的中心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事件，它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严肃对待的问题；作为一项哲学进展，它构成了尼采本人的哲学道路的出发点，迫使他对于生活、世界、知识、价值和道德进行了激烈的重新思考。由此，他发展了一种自然主义的价值理论，并应用这种理论进行价值重估和追溯道德的谱系，试图把人从传统的形而上学教条和宗教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人重新回到“肉体”和“大地”。
        尼采不仅坚决反对“上帝假设”，而且反对任何关于超越生活和经验的“真正的存在”世界的假设，把“灵魂”、“事物本身”等归入本体论的幻想之类。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各种力量的交织和互动，都是追求强力的意志的结果，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结构和最终目的。他的“永恒轮回”说体现了对于世界的这种观念。在永恒的轮回中，事物甚至以完全同样的方式重复发生。因此，他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作出了自然主义的解释，“灵魂只是有关身体的一个词”，而身体又只是自然力量互动和强力意志自我表现的过程。但是，尼采同时又强调人类发展中社会习俗和社会互动的作用，强调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更高的人”）的出现的可能，这种更高的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超出一般人类水平（羊群）之上。他宣称，“超人”是大地的意义，代表了对于一切人性的和过于人性的东西的克服，以及对于充分的“生命的高扬”的肯定。
        因此，尼采并没有打算通过强调我们的动物性来贬低我们的人性。相反，他力图使我们注意到一种更高的人性的可能，并努力促成这种人性的实现。因此，他采取了一种狄俄尼索斯的价值标准，肯定强力意志，要求存在的充分的强力意志化。“生命的高扬”和“创造”是尼采价值生活和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
        从生命的背景下来理解和评价道德，尼采认为，大多数道德与其说促进生命的高涨，不如说是妨碍生命的高涨，反映的是太人性的需要、软弱和恐惧。由此他区分出两种道德，一种是主人道德，一种是奴隶道德，而现在通常流行的是后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是羊群式的道德，适合人类中的大多数平庸的人，但对于可能的更高的人的出现却是有害的。因此，他主张一种“更高的道德”，一种“超越善恶”的道德，一种能够使少数高等人获得一种高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道德。
        如果以为，尼采的这些观念和理论解决了现代世界所面临的精神危机问题，或者以为酒神精神或全面肯定肉体和生命的道德真是一条现实出路，或者以为尼采本人也正是这样想的因而是一个成功的快乐的理论家的话，那么似乎还是没有理解尼采的意义。有理由认为，尼采的意义不在于他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危机所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而在于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突出地表现和强化了这种危机。从这种观点看，尼采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他的思想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充满了混乱、痛苦和挣扎。例如，他既强调追寻事物的根源和谱系，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事物的根源理解得越多，我们对事物的意义理解的也就越少；他既激烈批判同情和爱的道德，同时又指出，我们以不爱其他人开始，以知道自己不可爱而告终。尼采在这些极端的观点中不能调和就像是一个走在悬崖小径上的人没有转身的余地一样。看到他的偏执，看到他的狂想，看到他的自我否定、自相矛盾和神经不正常，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支配着他、使他不得不否定自己、败坏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压挤到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道路上的巨大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就像是一位先知，就像是另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尼采刚刚出生的时候，一位旁观者就曾说道，他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基督的痛苦，而在五十年后，哲学家在他精神错乱前所写的最后一张短笺上签下了这样的名字：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尼采哲学以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而被认为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点，并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