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特指西方绿色运动主流所采取的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理念。
        绿色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始见于阿特金森（A.Atkinson）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1991）一书，后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大卫·佩珀，1993）等著作中被广泛运用，现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生态运动流行的关键词之一。绿色后现代主义反映了生态运动的主要流派主流绿党和绿色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用“等级制和支配”取代阶级和剥削概念的布克钦（M.Bookchin），否定启蒙运动、提出政治生态学的阿特金森以及来自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的绿党代表巴罗（R.Bahro）等人，都可以划入绿色后现代主义的阵营。
        绿色后现代主义是植根于“后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它批判启蒙理性，否定工业社会，反对工业主义的发展观。它迷恋原始部落生活，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自然观，激烈地反对工业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主张反增长、反生产、反技术的“后现代”发展模式。绿色后现代主义以批判和否定文艺复兴的事业、批判作为左派任务基础的理性和进步为使命，力图创造一种可替代的政治生态学。例如，主流绿党和绿色无政府主义提倡生物伦理学，认为自然和人类社会同等重要，强调增长的极限和乌托邦主义，要求消灭工业社会，对现代社会进行激进的生态改造。
        绿色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是“生态乌托邦”。它认为，由于信息革命，福特制生产消失了，产生出一个弹性积累的社会制度和与马克思的分析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分散化的、文化多样性的、无阶级的生态乌托邦。在这一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中，由服务性工业、而不是制造业的传统生产方式所支配的信息与知识的统治将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绿色后现代主义认为，由于工人阶级无产者在今天的现实中表面上已经消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应当接纳后现代主义。
        西方绿色运动中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则指出，绿色后现代主义提倡的绿色道路的缺陷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过度增长，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度增长；它在生态上是激进的，在政治上是改良的。绿色后现代主义主张在制度内以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基层民主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改造和“修正”，认为资本主义有消化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绿色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生态乌托邦”，实质上是“绿色”消费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这种绿色的“激进主义”，目前正在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有用的警告和恰当的机制。因此，绿色后现代主义在总体上并不拒绝资本主义，只是热衷于资本主义的小型版本。
        绿色后现代主义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它把一切社会冲突都置于文化领域，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日常生活。它拒绝权威，消解结构和凝聚力，拒绝强加于群体的一切普遍性（除了生态规律以外）。在绿色后现代主义看来，以往一切社会科学，无论是实证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专制的社会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附庸，充当了工具主义合法性的角色。社会科学鼓吹的普遍合理性、二元论、还原论和分析思想，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这些观念以霸权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其他文化的合法性。而绿色后现代主义渴望认识“异类”的其他文化和观念的同等价值，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它赞赏绿色运动中个人本位的自主原则，赞赏绿色理论去研究表面的享乐主义和唯美主义，而不深究道德状况背后的社会结构。它反对高扬理性和进步的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反对统一的“进步”和“发展”观念，认为绿色运动中每一民族、每一团体、每一个人选择的观念和道路都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