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后现代哲学。系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及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一种与现代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多元性为特征的。这与肇始于笛卡儿的，以肯定、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博德里拉、阿多尔诺、瓦提莫、罗蒂、费耶阿本德、列维纳等。
        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哲学的“绝对真理幻想”。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言人哈桑将后现代运动概括为“摧毁”（unmaking）运动，从哲学方面看，其摧毁的矛头首先并且主要指向理性和自我—主体。因此，对理性的批判和对人类主体的批判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内容。
        后现代哲学对理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理性方法的有限性、理性的工具性和理性的积极性、中心性的批判上。
        1）对理性方法的批判。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方法无法把握事物的“命脉”，因为这种方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它是从先验的、绝对的、僵固的、静止的观点出发去认识事物的。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理性方法并不是认识事物的惟一方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是用他的整个身心，整个存在而不是单用他的反思来理解他自己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首先是由情绪和情感揭开的，而不是靠概念。
        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将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展开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根据他们的分析，西方的理性已经沦为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统治人和自然的工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所谓“启蒙的辩证法”就是那个高扬理性、旨在征服自然，把人类从邪恶势力、妖魔鬼怪、听天由命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变成了错误的、没有内容的行动方式。因此在《理性的衰落》中，霍克海默主张审查一下构成我们当代工业知识基础的那个理性概念，以便发现这个概念是否包含有改变其实质的缺点。霍克海默所攻击的不仅仅是理性所限定的一个时期，而且是与理性的本质无法分开的病态。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考察，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而出现的，是为了解放人的，但在后来，它本身倒变成了一种新式神话，成为一种奴役人的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与逻辑成了理性的重要帮凶，语言也成了社会统治力量的一种工具，不再发生抗议之声了。“思想本身也丧失了反思的因素”，因此也被摧毁了。数学程序代替了思维程序，一切都给定了，“哲学判断总是仅仅重复，理性总是已经在对象中设置的东西”。一句话，理性成了一种工具，一种统治工具。
        3）对理性极权性和理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将理性与权力、极权主义联系起来是后现代理性批判的一个重要特点。按照利奥塔的说法，“理性与权力是一个东西，是同一的”。他视黑格尔哲学为理性极权主义，认为这个极权主义将理性与理解等同起来。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样在黑格尔那里，一切事物都成为“可以公度的”。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理性的极权统治是通过压制、迫害非理性得以实现的。福柯指责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的“怀疑方法”，正是用这一方法笛卡儿圈定了理性的园地，将非理性排除在外。从笛卡儿的方法中，福柯看到一种在哲学中压迫的、极权的理性试图搁置、遮蔽和忘却非理性的冲动（动机）。非理性一直受着理性的审判。
        与福柯稍有不同，德里达认为理性不是排除了非理性（疯狂），而是整合了它。对于德里达，西方理性是与一种压迫性的、极权性的生活方式和种族中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其中理性等于权力）相一致的。
        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意识到理性被神化了，都对理性的神化和独裁深恶痛绝。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摧毁实质上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摧毁。德里达则利用“解构”作武器，破除理性的神话。对逻各斯的中心地位的解构是德里达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不仅解除了言语、声音对书写、文字的特权，而且进一步解除了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所设立的理性对非理性的特权；存在对非存在的特权；灵魂对肉体的特权；人对自然的特权；男性对女性的特权。在德里达看来，一切本文都是可以解构的，可以作多重解释的。这样一来便克服了西方形而上学用一种解释压制、代替多种解释的独裁作法。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理性的批判是与对人类自我的批判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理性的垮台势必导致理性的主体—人、理性的人的垮台。后现代主义对主体—人的摧毁主要集中在人的先验性、人的中心性和人的本质概念三个方面。
        1）对主体—人的先验性的批判。针对传统哲学的超历史、越时空、超经验的“孤独主体”，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指出了其中的虚假性，强调了主体概念是后天构成的。福柯关心的就是主体是如何在知识网络亦即权力网络（他称之为权力/知识）中被建构的。福柯思想中的主体不是笛卡儿式的先验自我，而是处于具体的话语实践和权力机制中的“普通主体”。主体不是自主的、自构的，自主的、先验的主体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神话”。同福柯一样，德勒兹也拒斥先验的主体概念，视其为被建构的，并认真分析了主体的构成机制———欲望。由于人的先验性受到了怀疑，建立在这一先验性基础上的自我的确定性、自明性也自然成了问题。与此相适应，自我可以综合（理解）一切真理的能力也受到了怀疑。后期维特根斯坦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如何知道我正在谈论的东西，我如何知道我意指什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批判毁灭了作为作者的主体和作为其意义指向的最终审判员的主体：“主体像社会一样，不可能是清楚明白的。
        ”2）对人的中心性的摧毁。后现代主义哲学运动是对康德“哥白尼革命”的自觉的反动。康德将人放到了所有事物的中心。“人是万物尺度”的毕达哥拉斯信条被他卓越地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康德命中注定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靶子。由于人既不是确立在他与之打交道的物质世界的一个心理—精神的中心，又不具备天赋的理解整个世界的能力，因此人的“万物尺度”的地位被剥夺了。正像列维纳明确指出的那样“主体被剥夺了它的主人地位”。尼采认为，上帝死了以后，人自己坐到了上帝的位置上，成了上帝，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不能容忍的。运用“非中心化”作武器，福柯摧毁了人的中心地位，宣告了“人的死亡”。福柯在《词与物》中论证道：不存在什么完整的统一的人类，人类已不符合最初的、单一的含义，而分化为一个语言的存在、一个经济的存在，一个生物的存在等等。一句话，那种由各种文化科学知识所构造起来的“人”已经死亡。
        3）对“人的本质”的批判。福柯坚持认为，人不是一个具有一种特定本质的自己存在的东西，人是历史的产物，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产物。人的本质既不是肉体，也不是灵魂，也不是理性，也不是性或别的东西，这些所谓的“本质”都是思想家们附加在人身上的。据此，他对形形色色的“人性论”进行了批判。
        福柯在《性史》中针对“性是人的本质说”指出，远没有一个自我是由性构成的。在过去数百年间，所有关于性的谈论和思想实际上都是社会的产物。性本身实际上是性欲的产物，或换句话说，先有性欲而后有性。性根本不是什么人的本质，它是“权力关系的转换点”。根据福柯的分析，在历史上，“性是靠法律行为来定义的，即你不但将使你的性服从于法律，而且，如果你自己不服从法律，你将没有任何性”。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不仅否弃了各式各样的“人的本质说”，而且将“人的本质”这一概念本身也摒弃了。在德里达看来，“本质”总是与“基础”、“中心”相关联的，总是指向“某种不变的东西”。这是他所绝不能容忍的。按照德里达的观点，世间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规律、一般本质和终极的意义。目的、中心是没有的，写作就是一切。写作的一个意思就是“正在写作中的”，这是一个无限的开放过程，而不是一个“一劳永逸地给出的结构”。
        后现代主义哲学不是无源之水，它是深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是对古希腊的“专务批评”的辩证法和康德批判哲学的继续。当哈贝马斯称福柯为“康德批判的合法继承者”时，他是看到了其中的连续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对立仅仅是一种形式，其实质是对同一事物进行了不同的反思。正是在这样一种与传统哲学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中，后现代主义显露了自己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和真理性的颗粒。
        从政治上看，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相当精彩的，是应该肯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惟一合理制度，把资产阶级的本性夸大成全人类的本性，把资产阶级的理性宣称为绝对真理的化身。而后现代思想对权力、理性和人的批判，则从根基上摧毁了有关资本主义的一切神话。这对于我们今日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无参考价值。
        从哲学上看，首先，后现代主义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理智的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继马克思对“绝对真理幻想”批判之后，后现代主义进一步给予这一幻想致命一击，将人们从形形色色的“先验的自明公理”、“原则”和“绝对”中解放出来。
        此外，也是尤其重要的，在挑战旧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新视角。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多样性、差异、非连续性和开放性的强调无疑拓宽了我们人类思维的天穹。
        后现代思维方式在扩展我们视野方面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现实（包括人自身这个现实）远比人们以前所想像的要复杂；语言、思想与现实的关系远比人们以前所想像的要复杂；真假概念、理性与非理性概念远不是单一确定的，而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后现代思想否弃笛卡儿“自明的我思”，主张将思想看做是进一步产生复杂性的而不是自明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