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是事物在20世纪下半叶所表现的独特的后工业社会风格或色彩，是为摆脱传统理性、共同时尚和大一统而探寻着一条非传统、非理性、多元化时尚和破碎性、解构性时代的出路，是一种新启蒙即18世纪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复兴。它既是思想方式又是生活方式，既有时代性（历史分期性）又有思潮性，是古代风格、古典风格、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历史的逻辑的否定性延续。总之，它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社会）时代精神与文化成果的概括反映。
        后现代性源于英文post-modernity（来自post-modern）或法文post-modernité（来自post-moderne）。“后现代性”最先由伊哈布·哈桑在1971年提出。1979年12月，哈贝马斯在法国《精神》杂志发表了《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一文，将“后现代性”一词介绍到法国学界，提倡交往伦理，是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出版了《后现代状态》一书，引发了一场围绕后现代性问题的哈贝马斯-利奥塔之争，后现代性从此在法国流行起来。理查德·罗蒂在法国《评论》杂志（1984年3月号）发表了专文《哈贝马斯，利奥塔与后现代性》；利奥塔的《分歧》在同年后现代性》；利奥塔的《分歧》在同年问世；哈贝马斯1983年3月在法兰西学院以《论现代性》为题作演讲。伽达默尔、德里达、贝尔、杰姆逊、斯潘诺斯等思想家们也先后参加这场论争。关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在欧美思想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初，后现代性观念只涉及建筑、文学、绘画等艺术创作领域，具有强烈的反现代反传统的思想色彩，譬如，折中主义、德国拙劣文艺作品或技术超越等现代派思想，都被后现代抛弃。由于哈贝马斯、利奥塔、罗蒂等一批思想大师的积极论争，后现代性已广及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美学、文化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神话学、人类学、政治学、电影、音乐、雕刻、宗教、法学、医学、物理学、高科技等众多领域。它体现出学科的整合性，犹如一个杂物袋或大杂烩，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后现代性问题在德国非常重要，因为自马克斯·韦伯始，关于现代性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哈贝马斯推进对后现代性的讨论，是自然的事。德国的后现代性研究总是与现代性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和福柯等人在美国学者主持的研究班作过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讲演，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法国，利奥塔的“后现代性和分歧”、德勒兹的“差异和精神分裂分析”、德里达的“分延”、福柯的“知识意志”，构成法国后现代文化的独特景观。由于法国后现代文化表现出解构特征，有着特殊的批判对象即结构主义，因此，法国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体现为结构主义（结构性）和后结构主义（后结构性）。
        考古学现象学家福柯认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法国与在德国有着不同的含义；他本人更强调现代性，在对康德《何谓启蒙？》一文的独到解释中获得了他关于现代性的思想，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他用“目前性”（actualité）和“现时”（présent）代替了“现代性”（modernité），无论哪个时代的思想家都在目前或现时进行思考，任何思想都具有目前性或现时性，我们绝不可忽视“目前性”和“现时”；目前性和现时可统称为“当代性”，这样，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被融入当代性之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问题，考古学胜于历史学。福柯以“知识意志”说明后现代性是启蒙运动留给当代的幽灵，它诞生于隐蔽性机械论的倾覆过程中，和人文主义的破坏者没有两样。
        后现代性是一种新的非理性。在法国后现代哲学里，德里达自撰“différance”（分延）一词，这个词是由法文词“différence”（差别、区分）和“différer”（有差别、延期）合并而成的。为了表示“区分”和“延期”双重涵义，德里达用词尾“-ance”。“分延”表明了差异的删掉和分化，是一种在悄悄删掉事物模糊性过程中产生差异的运动，但分延观念已超出了海德格尔的从存在到存在者的差异概念，并且不构成海德格尔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可见，德里达是位后海德格尔者。德勒兹提出“差异”（différence）概念，他认为差异无处不在，是现实的天生异质性，是自由的或者偏离中心的；精神分裂分析法是他和加塔利反对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法的成果，用来探讨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联系。利奥塔提出关于“分歧”或“不和”（différend）的思想，以此研究了事物的状况。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的分歧性。语言产生思想的不和或分歧，它们又作用于社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差异有机体。因此，到处不和，处处有分歧。德里达的“différance”、德勒兹的“différence”、利奥塔的“différend”，都是从动词“différer”引申而来的。它们呈现出非理性、多元性、破碎性及解构性，这表明了西方哲学的现在、历史和承袭之间的新型关系。利奥塔为后现代性的起源确定了一个时间：1943年。这一年标明了“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始。我们重新追求新思潮和新时尚。在利奥塔看来，多元化的破碎性的20世纪导致固有的历史悲观主义，历史被弄得支离破碎、零乱不堪，后现代性应运而生。20世纪中叶，后现代性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文化由现代转向后现代。
        “后现代性”宣告了“现代性”的消逝。“现代性”衰落的原因在于科技和社会的畸形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计划破产，没有达到全民富裕的目的，没有创造获得解放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世界的发展极不平衡。这一切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罪过。大多数人物质贫困，精神空虚。社会不完善，人类发展不全面。这便是现代性状况，它理当退出，我们必须重建新条件———后现代性。它具体表现为：无变化的现时、理性幻想的破灭、怀疑的思想体系、进化论的毁灭、时间性在空间性中失衡、重复性强迫、合理论说的危机、昏暗的目光、五花八门的终结以及后历史性。
        如果说，现代性是启蒙运动（前现代性）的续篇，那么，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的续篇。后现代性莫测高深，令人担忧，却是历史的必然性、现实性与未来性。人类的后现代性仍在继续发展，还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后现代主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没有达到非常成熟的阶段，还处于人类文化的童年，仍具有强大的思想生命力，依然在继续发展，因为一个与之息息相关的全球性后现代社会正处于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