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译“后帝国主义论”，系一种论述当代国际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现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R.斯克拉及D.贝克。后帝国主义认为，虽然战后以来关于“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层出不穷，但似乎没有一种理论能真正令人信服。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第三世界”的本质已超脱了传统的发展理世界”的本质已超脱了传统的发展理论中的既成模式，这些发展理论的缺陷显得更为突出。后帝国主义试图抛弃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惯例，力求从新的角度（即跨国公司和“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在实现工业化中的作用）出发，以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础，澄清发展经济学中一些概念上的混乱。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指出：后帝国主义的基本概念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代实业公司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体制。二是对“第三世界”的政治权力的阶级分析，因为在落后国家，政治组织较之经济组织对阶级形成具有更大的影响。他们还声称：后帝国主义的问世是为了对两个与传统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相矛盾的发现作出学术上的反应。这两个发现是：其一，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日益分离；其二，在“第三世界”，民族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进一步汇合。
        后帝国主义同样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意味着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统治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国家。帝国主义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权力形式（主要是经济权力）来得以维系。资本帝国主义理论把这种统治的根源归结为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因为企业为了逃避国内商业体系可能会出现的崩溃，就有必要向海外市场扩张。列宁抓住了这些理论的本质，宣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终阶段。
        但是，后帝国主义断言，自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演变，以适应变化中的政治条件的需要。在两极霸权相互争夺的时代，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殖民帝国的垮台的考验。与此同时，企业的公司形式则通过在海外建立分支公司这一方法，超出了它们的民族界限。今天，世界工业产值的1/3来自跨国公司。可以说，我们正生活在跨国公司无处不在的世界上。那么，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否加剧了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统治？跨国公司是否属于一种适合于后殖民地时期的帝国主义形式？
        对于这些问题，后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的回答正好相反。一种新帝国主义认为，以世界经济的“中心”为基地的国际资本控制了欠发达的“外围”，因而后者总是受到前者的剥削。这种剥削体现在“外围”的剩余被“中心”所汲取。欠发达国家遂被迫进口资本、机械和技术，从而形成了“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在这一条件下，“外围”资本主义采取了反民主的政治形式。当地的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形式，在“中心”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支持下，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另一种新帝国主义（以拉丁美洲的依附论学者为代表）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固然使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这些“外围”国家无法生产它们自己的资本货币和技术，它们不得不维持一种依附于由跨国公司主宰的世界经济的关系。
        后帝国主义不同意上述两种新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它认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第三世界”并不意味着向帝国主义的罪恶投降。“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是否会出现“非民族化”，完全取决于这些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动力，而不是取决于它们是否愿意接纳或拒绝外国资本这一抉择本身。跨国公司的作用促进了不同民族利益在新型的超民族、超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一体化。尤其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向第三世界提供了资本、市场、技术和其他服务，有力地加快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诚然，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东道国在利益分配方面有着分歧。但是在这一表面现象的分歧之下，则可发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在政治上有自主权的国家（即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享受着平等的利益。在这种关系的更深处还可看到：双方的利益在根本上并不是敌对的，并不会自动地加剧较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统治和剥削。后帝国主义认为，维系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东道国之间的这种平等互利关系是以两个基本条件为基础的。其一，劳动力和管理的本国化。跨国公司接受这一条件完全是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对于那些不愿接受本国化的跨国公司，东道国则会制定出相应的政策，迫使跨国公司接受这一条件。其二，东道国参与股权所有权。这一条件使合营企业的形式应运而生。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放弃了这一要求，从而使拥有100%股权的独资企业不断增多。
        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是后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特征之一。与依附论不同的是，后帝国主义十分强调欠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形成。斯克拉指出：许多“激进的”分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低估了这一阶级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完整性。后帝国主义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为此，斯克拉利用阶级分析方法，创造了“经理资产阶级”这一新名词。他认为：“经理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由经理或国家部门中的“精英”构成的阶级，也不是一个职业上或作用上的概念。它的组成部分是广泛的，包括企业界的大亨、公司经理、国家机关的高级官员、学术界的要员、从事那些需要专业技术的职业人员（如律师和医生等等）以及其他一些拥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员。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阶级，是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关系中拥有共同的社会经济特权和共同的阶级利益。
        后帝国主义认为：“经理资产阶级”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也是尚在形成之中的跨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理资产阶级”与跨国公司有着共同的利益。前者致力于实现工业化，后者则在为这一努力提供资本和技术的同时获得了市场和生产要素。因此，跨国公司的存在改变了“第三世界”内部的阶级结构，促使“经理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此后，这一阶级又继续在外国资本的扶植下，变得更为强大，在技术、政治和社会上不断改善自身的统治地位。后帝国主义还将“经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翼，一是“本国翼”，其组成部分是如前所述的当地人；二是“国际公司翼”，由管理跨国公司的外国人构成。“本国翼”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国际公司翼”则力图使东道国利益服从于自身利益。因此，这两个翼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如何解决或减缓这种冲突？后帝国主义认为，面对冲突，“国际公司翼”常遵循所谓“公司户籍学说”（corporatedoctrineofdomicile）。这种“学说”认为，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与“第三世界”的民族目标之间没有天生的敌对性；为此，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应像当地的一个“好公民”那样尊重那里的政治制度、法律和价值观。根据这一“学说”，跨国公司为了保留其业已占据的“户籍”，常在意识形态和行为等方面灵活地采取一些迎合东道国的措施，甚至作出一些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学说”，才使得跨国公司与第三世界东道国保持着合作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后帝国主义坚信：凭借这一“学说”，跨国公司可以在除了极端恶劣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以外的任何地方得到生存和发展。例如，在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激进民族主义国家利比亚，在采取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巴西和韩国，在地域狭小的香港，以及在土地寡头占主导地位的萨尔瓦多等国，跨国公司都能与当地资本共同生存。
        后帝国主义否定目前处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论断。它认为，“后帝国主义”这一名称表明资本帝国主义在以前是存在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和一个与此相应的国际企业体系（即跨国公司），我们已进入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一新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已被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和“混合”取代。
        后帝国主义自称它没有忽视资本主义的弱点；它还承认战后出现的巨大的体制性变化未能改变资本主义积累和剥削的根本机制。但是它又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忍耐和更新的优点。因此，“第三世界”或许应在事先进行一些资本主义的尝试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