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后现代的非中心化思潮、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其波及面很广，用有的西方学者的话说，广义的反基础主义“已超越了英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阵营的分野”。此外，从当今西方各种涉及相对主义问题（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美学的）的讨论到关于人类科学的地位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反基础主义的踪迹并感受到它的影响。
        顾名思义，反基础主义的挑战对象是基础主义。而基础主义又有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形式。前者以笛卡儿为代表，后者以分析哲学为代表。二者尽管有差别，但在坚信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正像R.伯恩斯坦界定的那样，所谓基础主义，意指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在基础主义者看来，存在（或必须存在）这样一种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是什么，并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发现基础的要求”。如果我们不为哲学、知识和语言找到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我们便无法避免激进的怀疑主义。
        这种对“基础”的渴望主宰着自笛卡儿以来的西方哲学。正是这一为知识大厦寻求绝对不可动摇之基础的信念率先遭受到了反基础主义的攻击。反基础主义者志在将人们从对“基础”的沉迷中解放出来，从基础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基础主义对“基础”的信念，被反基础主义者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笛卡儿式先验、孤独的自我、主体早已被社会语言实践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所取代。这一转变告诉我们，在正在变化的、具体的社会实践之外，不存在什么基础之类的东西。根据福柯的看法，被笛卡儿看做是“绝对牢靠、绝对确实的第一原理”的“我思”也并非什么究竟至极的东西，本质上也是被创造、被生产的，是一种“社会建构”。
        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和《实证主义的结论》中也否认任何形式的（认识论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基础，否认存在着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乞求的真理。1986年秋，在为他的《哲学和自然之镜》的中译本写的序言中，罗蒂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屏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罗蒂认为，在马克思、尼采、杜威和海德格尔之后，人们再也难以认真看待“终极基础”、“绝对真理”概念了。“那种认为人无论如何能将发生于道德和政治思考中的以及在这类思考与艺术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的一切问题置于‘第一原理’（哲学家的职责正在于陈述或阐明这些原则）之下的整个想法，开始变得荒诞不经了。”针对基础主义者的反驳：“如果我们放弃对真理、善和正义的追求，我们将被驱向混沌，我们没有一个立足的坚固之地，我们的体系将建立在松散的沙砾上，将由于理解不一致而塌陷。”罗蒂的回答是：没有人曾经得到过绝对的基础，没有人曾经得到过绝对的真理，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寻求绝对的真、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美，完全承认我们此时此地得到的，我们此时此地合理地期望拥有的东西。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谈话，互相学习，不乞求于绝对。因为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基础上，反基础主义者论证道：“不存在理论上中立的事实集合，不存在绝对的清楚明白，不存在直接的给定，不存在永恒的理性结构。”由于考察者所处的实际社团的价值和利益的作祟，绝对中立的考察是不可能的。
        在有些反基础主义者看来，对“基础”的过分迷恋势必要付出扭曲人类主体的代价。罗蒂曾经谈到，“把哲学的目的看做是真理，就是把人看做客体而非主体，看做现存的自在，而非看做既是自在又是自为，看做既是被描述的客体、又是描述着的主体。”
        哈贝马斯尽管对反基础主义走得过远表示不满，但在这一点上他是赞同反基础主义者的观点的。对于哈贝马斯，不存在一个不可解释的、给定的理论中立事实，不存在绝对的、永恒的中立的考察观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支持了这种观点，因为按照解释学的理论，人的知识是根植于社会历史中的。
        反基础主义不仅否弃了基础主义这种对阿基米德点的要求，而且进一步摧毁了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式的基础概念。按照反基础主义的分析，当人们转而考察那些被哲学家视为最基本的概念（理性概念、真理概念、实在概念等）时，我们被迫认识到：所有这些基础性的概念，在其根本上必须被看做相对的，是相对于特定的概念范式、理论框架、模式、生活方式、社会或文化而存在的。反基础主义者相信：在这些概念框架中，存在着一种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基础主义者认为这些概念有一种确定的、单一意义的信念从而受到了挑战。对于反基础主义者，不存在实体性的、中心性的框架或单一的元语言（metalanguage）。事实上，基础主义所推崇的作为基础的单一的确定的理性标准，也无法逃避我们的和他们的理性标准的困境。反基础主义者主张标准是不可公度的，基础主义和客观主义对“理性标准”的信仰是一种幻觉，超越历史变化的普遍一般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反基础主义者甚至谴责基础主义者对超验的非历史的基础的要求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来自“将最终的证明建立在不可证明之物上这种一般的荒谬性”。
        海德格尔对“在场”的摧毁，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都旨在表明，“基础”不可能是给定的，我们通过直观或直觉便能认识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所寻找的基础，其实是一种“歪曲的基础”，是在用“因果说明性的表现思维方式”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在艾玛纽埃尔·列维纳看来，基础主义对基础的追求是受同一性思维所左右的。列维纳志在破除这种同一性思维。他将每一种可归结为某秩序中的单元的东西也就是基础的东西，都称之为“存在”。“存在”是“同一性—整体性”领域，因而也是整体化、极权主义的权力领域。因而在“存在”范畴下我们可看到许多不期而遇的同道者，如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结构主义和一切无主体的体系哲学。列维纳认为，这些哲学比它们自认为的还要属于存在范畴的哲学。他主张将“异”（otherness）引入哲学，所谓“异”就是千百年一直被体系哲学家从体系中排除或挤出的东西。列维纳则将异看做一个“对话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跳出同一性思维，摧毁基础主义。
        与此相联系，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哲学上的基础主义的“基础”概念的最大缺陷是它的“先验性”。海德格尔在论及胡塞尔的所谓任何设想的理论都不能推翻的“一切原则的原则”时，曾经谈道，“如果有人问：‘一切原则的原则’从何处获得它的不可动摇的权利？那答案必定是：从已经被假定为哲学之事情的先验主体性那里。”因此，反基础主义者一致呼吁放弃这一终极基础观念。并将摧毁关于这种先验终极基础的假定作为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
        “深度模式”是“基础”的一个变种，对“深度模式”的摧毁可以看做是反基础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所有“深度模式”都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即表面的现象之下必有深层的本质、意义或基础存在。
        反基础主义向这种“深度模式”进行了挑战，用一种本文游戏取代了这些深度模式。用杰姆逊的话说就是，“一切都升到了表层”，旧式的哲学相信意义，相信所指，认为存在着“真理”，而当代的理论不再相信什么真理，而是不断地进行抨击批评，抨击的不再是思想，而是表述。……当代理论论争的主要焦点不再是关于任何思想，而是关于语言的论争，关于语言的表述、本文的论争。”
        与对“基础”观念的拒斥相联系，反基础主义进一步否弃了基础主义的“等级”观念。用《现代欧洲哲学思潮》的作者柯尼的说法，欧洲哲学思想中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每一个事物有一个地位，以及事物各在其位———“不再有效了”，也就是说，等级观念“失掉了它的可靠性”。根据基础主义的观点，真实地理解世界就是要将世界归属于某个或某些基础或原则。基础性越少，真实性也就越少。同时，相信事物的有些性质或方面比其他性质或方面更真实、更基本。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一级从属一级，越靠基础就越真实、越高级。按照德里达的描述，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儿到胡塞尔的所有形而上学家都强调等级制，都强调向基础的回归，强调“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粹先于杂多，简单先于复杂，本质先于偶然，原型先于摹仿，等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等级制”，他赋予“解构”一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拆解旧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消解基础与非基础、主体与客体、神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理性与感性、声音与书写等等对立，将后者从前者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依照他的分析，旧形而上学的等级制完全是靠“暴力”来维持的。
        开放性始终是反基础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罗蒂看来，西方反基础主义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使西方摆脱现成的老框框，诸如欧洲中心主义，西方理性中心主义，这些老框框极大地妨碍了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的理解。他积极倡导西方文化传统和世界上其他伟大文化传统之间“相互融合和渗透”。这当然也包括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因为依照他的说法，“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中，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的”。
        总之，发生在20世纪西方的反基础主义从哲学的根基上摧毁了基础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石。“秩序的秩序”、“根据的根据”、“给定的观念”、“第一原则”和“在先性”等曾经不可动摇的观念现在一一被反基础主义毁灭了。反基础主义弄塌的主要是传统哲学家人为建构的“基础”。为了这一“基础”人类付出了既扭曲客体又扭曲主体的巨大代价。反基础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让世界“保持原样”（维特根斯坦语）。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